2023年3月20日，应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邀请，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亚辉教授在中心做了题为“民族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与田野”的学术讲座。讲座由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杨圣敏教授主持。

图：讲座现场

   本场讲座中，张老师与大家分享了民族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和当下民族学可进一步深植的研究方向。

   关于民族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张老师讲到，近年来，从中国清末积累的民族问题至今有了各种各样的处理方案。同时，由于国际形势的纷繁变化，使这一问题对年轻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干扰。对此，我们有必要去重新加以厘清。

民族学通常在两个意义上发挥作用。一方面体现在现代社会的角度。现代社会有四个根本性的主导力量，分别是国家、资本、民族和社会。这四种力量在现代学科体系中都有相应的学科加以研究。现代民族在三个不同的领域起作用。一个是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讲的现代世界的核心圈，即现代民族国家成型的地方。第二个是中东欧到苏联地区那些被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封建形态所主导的多民族国家。第三个则在近代以来的殖民地世界内。而中国的情况严格意义上讲则不属于当中的任何一种类型。

民族学起作用的另一个方面是它在社会科学层面的内涵。现代性起源于欧美，而从人种学的角度讲，欧美人大都是印欧人的后裔。所以当下的主流思想体系和实践生活样式都与印欧人的生活及其对世界的认知有关。区分民族学的两重含义的意义就在于使中国的民族学在介入世界性的思考和讨论的时候，还需同时关注整体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因为解决中国自身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中国经验的普世性，而不是对中国经验特殊论的过分强调。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都起源于对自然法系统中的现代性的反思。所以“现代社会研究”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是：民族和社会的两种集体意识与自然法所主导的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一关系在中国尤其值得研究，但是它仅被老一辈的部分学者所关注，例如林耀华先生的《金翼》。所以在中国社会中，集体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不同地区之间是否有不同形态？仍然是学界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点。这也是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和波兰尼《大转型》广受关注的原因所在。二者都尝试去告诉读者，面对现代性的不可阻挡和传统性无法放弃在具体的民族志文本和情境中该如何呈现？遗憾的是，继《金翼》之后，中国学界内鲜有作品对此加以进一步的摸索，相反却陷入一种“乡土情结”。

在上述知识铺垫的基础上，张老师与大家分享了当下民族学研究中可进一步深植的研究方向：

一是中国现代化模式的普遍意义及其在边疆地区的实践。其中可进一步关注的议题有：土地问题研究、产权研究、经济伦理研究、市场结构研究、劳动力问题研究和旅游问题研究等。

二是历史上民族地区的社会组织。其中可进一步关注的议题有：家族和氏族制度、年龄组制度、社会节奏、区域神话系统、律法问题、边疆地区的土司头人及其权力与宗教间的关系等。

三是生态问题。其中可进一步关注的议题有：中国边疆地区的社会矿业化、生态与疾病问题、中国边疆地区自然哲学的兴起、生态产权关系等。

四是对中华民族的研究。其中可进一步关注的议题有：国家与社会变迁之间的耦合关系、民族识别与分类、历史上边疆地区的和平与立法、历史上边疆地区宗教团体的研究、历史上的盟约研究等。

例如国家与社会变迁之间的耦合关系。所谓的耦合关系，即找到边疆地区变革的内在动力和国家政治格局大变迁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边疆地区的变革与国家的变革之间被耦合在一起的时候，变革才可能是稳定的。

最后，本场讲座在大家的热烈掌声中顺利结束。

整理人：2022级民族学博士研究生 王警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