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 11月 30 日，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景军，应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丁宏教授邀请，做了题为“寺院养老：人间佛教从慈善走向公益之路”的学术讲座。本场讲座是“宗教人类学系列”讲座的第六场。
· 讲座开始，景军教授简要介绍了自己对中国社会的少数群体，例如同性恋、艾滋病、流动儿童、失独老人等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其中养老问题为其近期研究重点。景教授谈到，在中国现行的城市居民养老事业规划中，家庭仍然被政府视为肩负养老责任的主要承当方。按照北京市民政局提出“9064”养老发展战略，到2020年，该市老年人之90%仍然要通过家庭照顾养老，6%将可以受益于政府购买的社区服务养老，4%将能够到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上海天津等城市虽然提出有所不同的“9073”养老战略，但对养老格局的主导性期待大同小异，都继续将城市老年人的子女视为需要担负养老重任的行动者。而对于社会相关性而言，中国家庭养老的能力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均在日益衰弱。目前65岁以上人口比例在中国26个省区已跨越百分之七的老龄社会门槛；全国约有3,250万老年人需要不同形式的长期护理，能够自理但需要子女或他者提供一定程度护理的老年人群规模则更大。在30多年来农村青年劳力外流及独生子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下，农村留守老人比例将近四成，城镇空巢家庭比例超过五成，家庭养老孤木难支。
在福利多元主义（Welfare Pluralism）的影响下，国家之外的市场和社会开始参与养老机制建设，引起了中国政界和学术界的关注。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西方学者西蒙斯（Leo William Simmons）、中国学者吴咏梅、杨晋涛、张玉萍都从人类学角度对老龄社会文化进行了研究，其中后三者的研究在中国学界属于完全以老年人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志著作；而关于寺院养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福利多元主义、养老多元化、超越家庭养老及孤寡失能老人。由此，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景军教授提出疑问：在养老问题中，社会处于何种角色？谁是行动者？在老龄化问题中文化处于何种位置？养老建设中谁又是受益人？接着，景军教授进一步阐释了与互助养老相关的“社会”类型：（1）在基层政权之下，作为“道德权威（Moral Authority）”存在、代表最基层人民直接利益的“老人会”；（2）各个城市存在的抗癌组织，其中以“郭林气功”组织为典型，通过组织城市老人练习太极拳的形式形成了养老互助群体；（3）中国借鉴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互助养老运营方式——“时间银行（Time Bank）”，以志愿劳动积分换取养老服务；（4）以汉传佛教为典型的寺院养老。在相关政策和社会背景之下，原本就有赡养佛门孤老传统的佛教寺院开始设立安养院。结合实地调研和数据考察，景军教授发现，我国新教和天主教设立养老院有较长历史，主要集中于中国东北地区；而佛教（以汉传佛教为主）养老院的历史相对较短，目前有成立时间可查的养老院有44所，成立时间不确定的上百所，地域分布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以江苏、浙江、福建为主。2012年，国家宗教局、统战部、发改委、财政部、民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共同印发的《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提出，宗教界可申请设立为老年人、残疾人提供养护、康复、托管等服务的社会福利机构，可申请设立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进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同时，宗教场所任事任职人员开始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截止2013年底在宗教场所任事任职人员医疗保险参保率达96.5%，养老保险参保率达89.6%，凡符合条件者均被国家纳入低保。政策的放松是寺院养老院开始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2012年左右，全国新出现了一百多所各类规模的寺院安养院。景教授将佛教安养院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寺院自建，以灵岩山寺安养院为典型；（2）居士林（佛教居士们学习教理、弘扬教义的活动场所）兴办，以宁波佛教居士林安养院、北京双元佛教养老院为典型；（3）佛教基金会创建，以杭州和合文化基金会为典型；（4）佛化养老院，即借用佛教元素兴办的养老院。
分析其背后的思想基础，景军教授认为与“人间佛教”思想分不开。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佛教，“人间佛教”思想是中国佛教独有的。佛教传入中国发展至20世纪初开始过度关注“普度”。太虚大师提出“人间佛教”概念，后来又经过赵朴初等人的发扬，使之成为当代佛教的发展方向。在此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佛教开始关注“普济（Universal Assistance）”，转向“成佛救世”，其救助对象为包括佛教徒、非佛教徒的所有人，并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了一些佛教医院和救助所。景教授通过对“人间佛教”思想继承人赵朴初居士、星云法师、证严法师、郑颂英居士等人思想的分析，认为中国内地和台湾虽然有不同的人间佛教思想，但其中的佛教互助思想可以归纳为“灵性资本三部曲”，即念佛安养、临终关怀、往生助念三个方面，并体现在佛教养老院的兴办理念中。
结合寒山寺、南山讲寺、显密吉祥寺、镇江大圣寺等佛教安养院的兴办模式和发展状况，景军教授提出并分析了以下问题：佛教安养院是否应该以“佛门中人”为唯一的服务对象？安养院社会化是否会导致此类机构的世俗化？佛教安养院走社会化道路是不是就等于走公益道路？坚持为“佛门中人”服务的宗旨是否更能体现宗教精神？讨论这些问题的意义是什么？他认为，中国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坚持了社会公益道路，例如，天主教兴办的北京长辛店天颐养老院愿意接收非天主教徒，有些基督教安养院在公告上明确写出不以宗教信仰作为收治老人的门槛。但在调研中发现，佛教养老院兴办者大多坚持仅收佛教信徒，究其原因多是出于政策和文化冲突的担忧，避免过多沾染世俗是非。因此，景军教授认为，佛教养老院从公益走向慈善之路是艰难的。但是，佛教做慈善也有很成功的先例：佛教慈济骨髓库为亚洲最大骨髓库，至2006年供髓区域总计二十五个国家，捐赠对象不仅仅局限于佛教徒；亚洲器官劝募率最高的医院亦是台湾佛教慈济医院。
由此，景军教授总结道，佛教的世界化、全球化、公益化都是有可能的，也是有意义的；但是从人类学角度出发，走向公益化即为走向世俗化，必然会造成“灵性资本”的消失，其佛教文化的浓度亦会被淡化。因此，是应该鼓励佛教安养院变成公益化的组织呢？还是应该关起门来仅仅为佛门服务呢？这是值得我们反复探讨和深思的。
最后，景军教授与在场师生就讲座主题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互动与讨论。丁宏教授再次感谢景军教授为大家带来的精彩演讲。
（ 整理人：2017级民族学博士海璐 图片提供：2014级民族学博士马永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