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 12月 14日，云南大学环喜马拉雅研究中心主任郁丹教授，应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丁宏教授邀请，做了题为“环喜马拉雅多样佛教世俗化——中印地缘政治在印藏连接中的体现”的学术讲座。本场讲座是“宗教人类学系列”讲座的第八场。
讲座开始，郁丹教授介绍了自己的田野点——印度德里尼赫鲁大学。印度本身为文化多元的国家，其民族治理与宗教紧密相关，在国家文化的影响下，尼赫鲁大学校园文化同样是多民族、多宗教的。该校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办学宗旨，以关注弱势人群为治学理念。该校成立之初，以包容性为主要特点建立了区别于校园环境之外的“理想地”，学术氛围相对较为自由。
接着，郁丹教授进一步阐释了“环喜马拉雅研究（Trans-Himalayan Studies）”与“喜马拉雅研究（Himalayan Studies）”之间的区别。由于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期英国殖民官员和学者在喜马拉雅（Himalayan）地区的主要活动是针对中国西藏，相关喜马拉雅研究所覆盖的地区与民族及西藏都有密切的关联，因此至今喜马拉雅研究与藏学研究被等同的现象还持续存在。郁丹教授提出喜马拉雅研究作为一门区域学学科从21世纪才真正开始，且并不等同于藏学研究，藏学可以作为喜马拉雅研究的一部分。究其原因，是因为喜马拉雅区域地理位置宽阔、文化范围宽广，有除藏族之外的五十多个民族定居于此，呈现民族多元、文化多样的特点。因此，郁丹教授从跨区域研究的视角出发，认为有关喜马拉雅研究散落在藏学、民族学、人类学、生态学、国际政治学及地理学等学科中。此外，目前喜马拉雅研究主要以个案研究为主，缺乏对总体区域的阐释。喜马拉雅不仅仅包含中国西藏、尼泊尔及印度与西藏接壤的地区，而是从中国云南地区一直延伸至东南亚高地和中亚地区。就研究地理区域而言，环喜马拉雅研究与喜马拉雅研究范围是重合的，但从生态和地质上来看环喜马拉雅地区是喜马拉雅地区的延伸。郁丹教授提到瑞典探险家斯凡·贺丁（Sven Hedin，1865-1952）可能最早使用了“Trans-Himalayan（环喜马拉雅）”的概念，但其视野为从南到北，用意在于开通现代印藏通道，因而从区域学角度看缺乏开阔的整体性。在学科发展上讲，郁丹教授提到目前欧美学界公认英国殖民官员布莱恩·郝杰森（Brian Houghton Hodgson，1801-1894）为喜马拉雅研究创始人之一，他以藏学为中心对喜马拉雅地区进行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郁丹教授将近代以来的喜马拉雅地区地理状态称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制图式分解”。
由此，郁丹教授认为有必要恢复前现代时期关于喜马拉雅的认知，将该区域当作是“一个生态—地质连贯的区域”。持同样观点者还有英国剑桥大学的Hildegard Diemberger教授，她认为现代喜马拉雅是“星际式人类多元区域”，该区域当中族群之间互动频繁，是“一个文化与商贸关系的巨大网络”；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Sara Shneiderman教授同样将现代喜马拉雅区域认为是“一个多样国家空间”。在以上观点的基础上，郁丹教授进一步将环喜马拉雅区域称为“多重国家边缘”地区，其中“边缘”可以理解为边疆、边境，甚至是边境线，由于现代边境的固化而形成了“喜马拉雅僵局（Himalayan impasse）”，即是指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国家之间由于利益交融而紧密联系在一起，唯有喜马拉雅区域边界呈现“固态化”特征，尤其是中国、印度两个大国在边境带交往受限较多，呈现僵持状态。由此，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连接与断裂可以同时发生：一方面，国家为了强调主权，在有争议的地区不希望有过多交往；另一方面，由于贸易往来频繁、国家利益的交融与渗透，区域之间又产生了连接。从地理学上对环喜马拉雅区域进行分析，既要从该区域的垂直性进行分析，也要关注其横向性。垂直性往往指的是一个帝国、民族国家或区域性权力垂直性的对整块区域进行分界，而横向性是自古以来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横向的多样族群间的互补性，包括了生计与生态的互补以及在互补中民族与民族之间进行各种形式的互动。
接着，郁丹教授从藏传佛教在印度及全球的世俗化、印度对藏政策几种未来选择、留印藏人中佛教与地缘政治的交叉三个方面来分析藏传佛教世俗化进程在印度的发展情况。在此，“世俗主义”指的是现代民族国家中在原则上的政教分离。“世俗化”与“世俗主义”虽有重合，亦有区别：“世俗化”之中，宗教人口也参与政治以及公民社会的构建。
佛教在印度的世俗化与宗教在印度的世俗化密切相关，由于大多数人的生活与宗教息息相关，因此印度宗教的世俗化提倡“宗教平等”。结合自己的田野经验，郁丹教授以较低种姓群体——达利特人（Dalits）来分析佛教在印度的世俗化。Dalit，意为“受压迫的人群”，由达利特政治领袖Bhimrao Ramji Ambedkar（1891-1956）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广泛使用。该群体信仰“新乘佛教”，反对大乘佛教的一些理念，追求社会公平，因此吸引了一大批信众。结合田野调查，郁丹教授从国家政治角度分析了印度国家层面对藏传佛教的态度。例如，印度著名的地缘战略家Brahma Chellaney提出要打“西藏牌”，他认为此后几十年中美之间的“西藏问题”会转变为中印之间的“西藏问题”，而西藏是印度地缘政治中最有效的一张牌。我们可以看到其更多是从地缘政治看“西藏问题”，与藏传佛教本身没有直接关联。此外，郁丹教授还指出，留印藏人的佛教影响力并不仅仅局限于印度，而是延伸至欧洲和美洲大陆，甚至南非和澳洲等地区。留印藏传佛教的世俗化，从外向型来看，表现在现代灵性运动、当代社会伦理、佛教与科学对话、对全球环境问题的质疑以及宗教与冲突的解决，其世俗化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印度本土，同时也影响印度之外的其他国家，而且藏传佛教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性传播是十分广泛的；从内向型来看，留印藏传佛教从2011年开始进行政教分离的改革，其主要的目标为权力下放，使藏人文化话语平民化。内向型世俗化过程一方面是世俗主义的过程，另一方面通过政教分离、减弱宗教声音、增加政治声音，使西藏问题更具有长期的文化效应。
郁丹教授进一步分析印度未来对藏政策的假设及留印藏人的反应。他认为，印度未来将会继续发挥印度“西藏牌”在中印边界问题和战略博弈中的筹码作用，通过对留印藏人的政策调整以期改善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在政策调整的前提下，印度可能会放宽留印藏人的入籍政策或者加快输送藏人前往第三国。而留印藏人的反应，结合田野调查，郁丹教授分析留印藏人将会有以下四种趋势：（1）在“后达赖喇嘛时期”，由于印度可能会结束或缩小给留印藏人政体的土地使用权限，大部分将会移民至其他国家；（2）坚守自己的民族信仰和民族身份，但不愿加入印度国籍；（3）加入印度国籍；（4）回国。
最后，郁丹教授与在场师生就讲座主题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互动与讨论。丁宏教授再次感谢郁丹教授为大家带来的精彩演讲。
（整理人：2017级民族学博士海璐 图片提供：2014级民族学博士马永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