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日下午，意大利米兰比可卡大学人类学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客座教授马力罗（Roberto Malighetti）应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邀请，在中央民族大学西门留学生公寓二楼协同中心会议室，作了题为《中国人类学的特点与贡献——一个国外学者的视角》的讲座。本次讲座由协同中心主任杨圣敏教授主持。

         本场讲座旨在从国外学者的角度来评价我国的民族学与人类学。讲座不仅从全球的角度对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做了宏观总结，而且还客观地评价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所作的重大贡献。

         首先，马力罗教授追溯了世界人类学发展的历程。他指出，人类学最初是在十九世纪起源于欧洲的，这和当时欧洲的政治、经济利益密切相关。当时的人类学主要是为西方殖民主义服务的，被视为殖民主义人类学，事实上是一个先进与落后、蒙昧与文明并存的二元对立的学科。之后人类学的理论虽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不管是进化论、功能论还是结构主义，重点仍是在研究初民社会、第三世界、边疆以及少数民族。

         接着马力罗教授通过梳理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以不同时期有代表性的中国人类学家为例，总结了中国人类学所作的重大贡献。他认为中国的人类学家最大的贡献是他们不是照本宣科地利用西方的理论与模式，而是基于本国的历史语境，发展出了中国人类学的独特模式。

         在马力罗先生看来，中国早期人类学的研究和其他国家一样，不论是在民国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都不得不面对民族国家的建构问题。最初他们的解释运用的是进化论、传播学以及功能主义理论。如蔡元培（1868-1940）是中国人类学的奠基人，他有着在德国和法国的教育背景，从传播学的角度，传承了德国和法国传播学的视角。他在民国时期担任教育部长，提出了“新科学”的概念，强调民族学与人类学的价值是为了满足国家建构的需求。1926年，蔡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介绍了什么是“民族学”，他把它界定为是对少数民族的研究。他和其他学者，如傅斯年、李济、凌纯声等都有着相似的背景，不仅都有过海外学历经历，并且都曾经任职于中央研究院，而且都曾经关注国家建构、中华民族来源等问题。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国民政府的束缚，信奉传播学派理论，几乎坚持居于主导地位的以汉族作为基础的国族的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研究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传播、内部人口流动以及中国民族的融合等问题。

       在同一时期，还存在“北方学派”，这是以燕京大学为基础建立的，所以又被称为“燕京学派”。“北方学派”独立于国民政府，更多聚焦于国家的现状、工业化发展进程、农村社区以及边境少数民族的研究。这一学派的创立者是吴文藻先生。作为对民国民族政策的第一次回应，吴文藻用了“天下”的概念（字面上来看是“天空之下”的意思），极富包容性，来理解和整合地理文化空间，这重新界定了多民族国家的概念。1926年，当吴文藻还是一名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的时候就发表了一篇《民族与国家》的文章，在文中他批判了欧洲国家有关民族主义的理论。这比哈贝马斯早了60年，吴先生认为中国是一个拥有多民族国家的典型例子。

       吴先生还是学术国际化政策的重要推动者，他邀请了当时最出色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来燕京大学讲学。如1934年，他邀请拉德克里夫-布朗参加中国民族学学会第一次年会。他大力倡导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本土化，鼓励支持中国的学者出国交流，并帮他们联系最有名的学者。如李安宅先生先后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耶鲁大学人类学系学习。林耀华先生和费孝通先生也同样如此，前者取得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后者是在伦敦经济学院师从马林诺夫斯基。马林诺夫斯基曾高度评价费孝通先生：“他的研究可以算作人类学田野工作和理论研究发展的里程碑”。马氏认为他是本土人类学研究以及用人类学研究方法研究复杂社会的先驱。他用功能论分析了中国农村社会，同时从理论和应用性的视角强调了扩展学科界限的重要性。

        马力罗先生认为，不管是南方学派还是北方学派，早期人类学家都聚焦于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现实性问题。他们没有照本宣科地利用西方的理论与模式，而是结合本土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即与民族志、历史研究与应用方法相结合，他们的研究体现了文化的多元性以及内部复杂的关系。

        然而从1952年起，在中国学科改革中人类学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予以取缔，人类学被并入研究少数民族的“民族研究”中，学者们参与到国家了解不同民族以及建设民族同一国家的工作中，其中最重要的两项就是“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调查”。与欧美去除民族差异的做法不同，中国走了另外一种路径，借鉴了苏维埃的历史阶段论，恩格斯的社会进化论，结合摩尔根和斯大林的观点，用斯大林的民族识别的四个标准解决民族问题。比如杨圣敏教授总结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三个特点，一是应用性，不是单纯研究理论问题，而是重点研究社会焦点、热点问题，从这个方面总结理论，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二是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重视历史传统，历史文献的利用。三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上是马克思主义来指导。

        最后，马力罗教授从全球化的角度，再次对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意义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当今随着全球化在不断加速，面临很多变化，如现代与传统的理解，中国人类学认为是多元的，这也是世界人类学大的方向。在此问题上，中国做了很多应用调查研究，为世界国际人类学理论、方法做了很多贡献。他之所以来中国，就是为了学习中国的人类学，将来中国人类学的重大使命也是展示文化多元性方面的研究。

        讲座结束后，马力罗教授与在场师生进行了互动。杨圣敏教授感谢马力罗教授为师生们带来的精彩演讲，并指出，外国学者如何评价我们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这是我们一直期望了解的。现代中国面临很多发展问题，民族学、人类学学者应有责任意识。与一些西方学者不同的是，马力罗先生从不以老师自居，不仅客观地梳理了中国人类学的历史、特点、作用，而且还对我们今后发展的方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受益很大。

（文字整理： 文晖 马衣努·沙那提别克；图片：马文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