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0日晚7点，保加利亚科学院教授艾丽娅·查内娃（Elya Tzaneva）应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邀请，在文华楼1304会议室做了题为《灾害人类学：当前人类学研究的新领域》的讲座，本次讲座由丁宏教授主持。

      本场讲座旨在介绍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在降低灾害对社会影响中所起到作用的一些基本思路,并介绍一项对未来学术研究、对中国人类学研究都极为重要的新领域。

      首先，查内娃教授指出，民族学、人类学应该去调查、分析和帮助那些生命受到威胁的人们。灾难人类学是比较新的研究领域，但直到不久之前，人类学还未将灾难作为主要的研究领域。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就已开始研究灾难。“灾难”被定义为包含各种潜在的破坏性因素的过程或者事件。这些破坏性因素来源于自然、技术环境、以及身处脆弱条件的某个人群。在已有的文献研究中，灾难包括几个主要类型：自然的灾难、人为的灾难（包括生物和技术的）和社会的灾难。她认为，人类学的研究焦点应该是以社区中个体成员为中心，特别关注社会文化体系（比如信仰）在灾难风险、抗灾准备情况、动员力以及预防中所扮演的角色。

     接着，她指出灾难人类学研究的两种方法：整体论方法和比较相对论方法。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已经强调了风险形成的地方模式，并且强调理解社会文化语境的重要性，以及关于什么是危险的、什么不是危险的地方性分类和行为。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们指出公众对风险的观念和接受程度是共享的建构。因此，理解人们是如何思考和选择风险的问题，一定要基于对文化价值以及贫困和权利的社会语境的研究。由于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经常在发展中国家做研究（这些国家的灾难风险是最高的），所以他们对风险、变迁、管理和援助等问题会做出评估。她指出，人类学家对灾难整个过程的研究主要贡献在灾前风险（predisaster risk）和脆弱性（vulberability）问题方面。

     查内娃教授认为，当我们在社会、民族、国家的语境下研究灾难时，我们要问几个重要问题：通过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极端的自然和社会状况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当熟悉的环境被毁或被破坏时，人们已有的观念和行为方式有何变化？在危急情况下，传统价值的地位是什么？社会是如何制造风险脆弱性的？有没有可能发展出基于文化传统的成功应对灾难的行为模式？一个成功的灾后救援管理需要什么？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们接受灾难发生在社会、技术、环境的交界处的这一事实。因此，灾难的发生基本就是这些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事实上，灾难的出现表明一个社会没能通过可持续的方式来成功适应其自然的和社会环境的某些功能。此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就出场了。他们关注当代、历史上、史前的人类互动的广阔语境，同时也关注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环境领域的内在关系。

     接着，查内娃教授指出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研究灾难的专业信条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依据生态环境本身的复杂性、区域语境和地方已取得的成就来保护生态环境；第二，依据已有的传统和当代的规范和价值来保护文化；第三，维护不同群体的权利和利益。

     讲座的最后，查内娃教授再次强调当前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新领域。这个新领域致力于收集和研究关于危机、灾害和极端情况对人们生活影响的大量例子。这个新领域还涉及对这些例子的理论探讨，并建立关于成因、发展趋势、预防、反应情况和后果的可能模型。与此同时，她还重点介绍了中国和保加利亚学者的在灾难研究中的共同成果。

      讲座结束后，查内娃教授与在场师生进行了互动。丁宏教授感谢查内娃教授为师们带来的精彩内容。

（整理人：马衣努·沙那提别克， 马文婧； 图片提供： 马永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