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7日，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地理学系教授Hermann Kreutzmann老师在中央民族大学丰台校区讲授了题为“印度、阿富汗通往新疆的通道——19世纪跨山地交通与交往关系”（Passages from India and Afghanistan to Xinjiang — 19th Century Cross-Mountain Connections and Relations）的专题讲座。讲座由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马衣努·沙那提别克老师主持，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旦正才旦老师担任与谈人。Kreutzmann教授长期从事发展问题研究，其对中亚和南亚高海拔山区畜牧业的精湛研究尤为学界所重，尤其对帕米尔高原的研究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
图片1:Hermann Kreutzmann在课堂讲授
一、从“通道”理解跨山地交通与交往关系：山口、边境与跨境族群
首先，Hermann Kreutzmann教授从“通道”（passage）这一概念切入，指出通道不仅是一条连接两地的道路，而且还是由山口、边境、绿洲城市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群共同组成的跨区域交往体系。19世纪至20世纪，新疆西部尤其是喀什为中心，向西、向南分别连接帕米尔、阿富汗、克什米尔及英属印度，形成了商品贸易、人口迁徙、行政管理、政治控制等多重交往关系网络 。
其次，Kreutzmann教授强调我们不能将“边境”仅仅理解为地图上的一条线。真实的边境地区居住着跨境族群，有商人、驼队、向导及各种行政人员持续往来，不同政治力量也在这里相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跨境族群往往掌握多种语言，熟悉边境两侧的社会环境和道路状况，因此拥有外来商人所不具备的信息和沟通优势。我们通过了解跨境族群与往来商旅的交往互动，可以将抽象的“边境”还原成一个不断发生交流、协商、管制和流动的社会空间。
二、19世纪的地理探索：科学知识、商业利益与政治扩张
19世纪，欧洲列强对中亚、南亚与中国西北部的兴趣迅速上升，尤其渴望探索那些在欧洲地图上标记为“白点”或“空白地带”的未知区域。在这个没有航空技术和卫星遥感的时代，欧洲殖民者对上述区域的山脉、道路、城市乃至市场状况的了解十分有限。为了获得有关中亚、南亚、中国西北部的区域性知识，欧洲国家派遣了很多地理学家、探险家、考古学家开展实地探索活动，并且进行了专业的地理测绘、考古挖掘以及搜集地方性知识等学术研究工作。可以说，19世纪是欧洲国家对中亚、南亚以及中国西北部进行系统性地理考察的重要时期，也是地理测绘迅速发展的时期。
但是，欧洲列强的探险活动从来不是单纯的学术活动。当时，俄罗斯帝国不断向中亚扩张，英属印度则由南向北寻求新的势力范围。二者对帕米尔、喀什以及相邻地区的考察活动具有明显的政治和商业动机。前仆后继的探险者们不仅调查道路的通达性，而且还考察沿途的交易市场、商品利润以及运输成本等商业信息。换言之，地理知识生产、贸易考察与19世纪欧洲帝国间的竞争博弈交织在一起。
例如，英国探险家William Moorcroft进入中亚的重要任务除了为英属印度军队寻找优良马匹，更重要的是承担测绘、收集地缘情报的任务；德国地理学家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对中国的考察同样与矿产、交通及经济调查相联系；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派出Pyotr Semenov-Tjanshanski、哈萨克探险家Chokan Valikhanov在天山、喀什及帕米尔地区开展探险活动，就是为沙俄政府的领土和贸易扩张做服务。当时，欧洲列强不断派遣探险家进入这一区域，有些探险家例如德国探险家Adolf Schlagintweit甚至失去了生命。显而易见，欧洲探险家在高度危险的跨山地进行探险活动，其背后有国家、学术机构和商业力量的共同推动。
图片2:William Moorcroft与Hyder Young Hearsey前往西藏玛旁雍错，探寻跨山地通道
作者：Hyder Young Hearsey（1812年），大英图书馆馆藏水彩画
三、从“地图空白”到交通网络：喀什与叶尔羌的枢纽地位
Hermann Kreutzmann教授认为喀什和叶尔羌在19世纪跨山地交往关系中具有突出地位。喀什不仅是中国新疆的重要城市，也是通向中亚、阿富汗和南亚的交通枢纽；叶尔羌则是向南翻越昆仑、喀喇昆仑等高山进入拉达克和克什米尔的重要起点。从地图上看，这一区域一度处于中国、沙俄、中亚、阿富汗和英属印度诸政治力量之间，其中大量高海拔山地处于政治控制相对模糊、地图知识极为有限的空白地带。但是，正是这些空白地带构成了连接各区域的现实通道。往来商旅并不会因为该区域缺乏精确的政治边界就停止移动，相反他们依赖具备地方性知识的山民寻找山口，并且借助他们提供的驮畜翻越高山，在绿洲、河谷和高山之间建立起连续的运输网络。
因此，我们不能把“丝绸之路”想象为一条固定、笔直的道路，而是由众多道路、支线、山口、驿站和市场共同构成的道路网络。不同路线会随着政治形势、安全状况、商品价格和边境政策而发生变化，但是那些地处高海拔山地的关键山口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
四、高山贸易的经济逻辑：“轻而贵”的商品
跨越帕米尔、喀喇昆仑及其周边山地意味着极高的运输成本和安全风险。部分贸易线路需要连续翻越数个海拔5000米以上的山口，运输主要依靠马、骆驼、牦牛等驮畜，不仅行程漫长，而且人员和牲畜都面临冻伤、缺氧、雪崩及山体灾害等风险。在这样的条件下，大宗而低价值的商品贸易很难承担运输成本。因此，Kreutzmann教授提出了理解这一贸易网络的重要经济原则：真正适合长距离跨山地运输的商品必须具有重量较轻、单位价值较高、利润足以抵偿风险等特征。例如，丝绸、大麻、鸦片以及金银货币等都符合这一特点，此外还有高价值畜产品山羊绒。
正是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塑造了特殊的商品贸易。商人愿意冒险进入高海拔山地，并不是由于这些道路本身具有便利性，而恰恰是因为一旦某种商品可以在不同市场之间形成巨大价差，即使运输极为困难，利润仍然能够覆盖人员雇佣、食宿费用、牲畜及路途损失等成本。因此，高山并未阻断贸易，反而筛选出适合高运输成本的商品类型。
五、中国新疆、英属印度与阿富汗：被忽视的“三角贸易”
近年来，Hermann Kreutzmann教授根据英国国家档案馆的殖民地部档案资料梳理出19世纪至20世纪中国新疆、英属印度与阿富汗之间存在的三角贸易关系。
他指出，中国近代史研究通常关注鸦片经海路由英属印度进入中国东南沿海，但事实上中国西北同样存在一条长期受到忽视的鸦片输入通道。这一贸易网络大体以中国新疆、英属印度与阿富汗为三个主要节点，并通过中亚和帕米尔地区的交通体系相互连接。从新疆尤其是喀什、叶尔羌出发，一部分丝绸和大麻制品经高山路线进入拉达克及英属印度；反方向则有来自英属印度以及阿富汗的鸦片进入新疆。边境安全状况发生变化时，商人还会通过阿富汗等地绕行，因此贸易线路并非固定不变，而会根据政治和市场条件不断调整。
从新疆方向进入中国的鸦片走私跨山地贸易提醒我们，19世纪至20世纪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实际上具有多个方向，新疆喀什和叶尔羌不是处于世界贸易体系的边缘，而是联结中国、中亚和南亚市场的重要节点。
六、贸易网络的维持：印度借贷商人、贸易商、驼队、向导与边境社会
跨山地贸易能够长期维持，不只需要买卖双方，而且还需要一整套分工高度细化的社会网络，包括提供资金和信用的印度借贷商人、专门经营某种商品的贸易商、拥有驮畜的运输服务经营者，以及熟悉道路和气候的本地驼工、向导与护送人员。他们是来自新疆的喀什、叶尔羌、和田以及南亚、中亚不同地区的商人和劳役，其中包括熟悉高海拔山口和道路的柯尔克孜人和瓦罕人。
因此，Kreutzmann教授将上述跨山地贸易描述为具有高度“世界性”特征的经济活动。同一条商路上可能同时出现来自中国、中亚、印度、阿富汗的商人，以及居住在高海拔山地的不同族群。需要注意的是，贸易之所以能够运行，并不是因为这些群体拥有相同的文化背景，而是因为大家共同认同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建立起来的商业规则和互惠关系。
这一视角也使“边境”呈现出不同于政治地图的另一种面貌：在19至20世纪，国家边界固然重要，但现实中的商贸网络往往依靠跨语言、跨族群和跨政治空间的合作运行。许多边境居民由于掌握多种语言以及国界两侧的社会知识，反而成为连接不同经济体系的关键中介。
七、贸易与政治：领事体系、外交协商与边界管制
Kreutzmann教授认为上述商业活动虽然以利润为动力，却从来没有脱离于政治而独立存在，殖民体系在其中发挥非常复杂的作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沙俄和英国先后在喀什建立领事及贸易机构，阿富汗也在喀什逐渐设置贸易代表，以帮助商人解决关税、通行许可、道路管理以及地方行政机构等制度问题。一方面，许多商人本身是私有经营者，希望尽可能获得利润；另一方面，英国殖民当局通过关税、道路费用、签证、贸易许可等方式从商人贸易中获益。因此，私人商业网络与殖民国家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命令—服从”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利用、彼此依赖的结构。Kreutzmann教授在讲座的问答环节也特别指出，地理考察所形成的知识、殖民领事机构提供的制度环境以及商人自身的经济活动，需要放在同一个历史过程中去理解。
需要强调的是，区域政治形势的变化同样可以迅速改变贸易网络。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新疆内部政治形势变化、苏联边界政策收紧以及中国方面加强对鸦片贸易的禁止，原有贸易明显衰退。尤其是，1930年代中后期新疆对鸦片等商品实行更严格的限制，导致传统高利润商品逐渐退出合法贸易。此后，即使人员和其他商品的往来一度延续，但以鸦片和大麻为主要商品的原有三角贸易体系已发生根本变化。
因此，上述“三角贸易”并不是一个纯粹由市场价格自动形成的体系。不同政府之间的外交往来、边境开放程度、领事机构、行政许可和禁令共同构成贸易得以存在的政治环境。
八、从驼队道路到现代公路：历史通道的延续与重构
Kreutzmann教授指出，在当代世界虽然传统驼队贸易在20世纪中期以后逐渐消失，但历史上被往来商旅、探险者和地理学家反复使用、记录的那些重要通道并没有失去意义。例如，现代工程人员在规划道路时，仍需面对同样的高山、河谷和山口，因此许多现代公路实际上延续或改造了过去的交通走廊。其中，帕米尔公路和喀喇昆仑公路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喀喇昆仑公路将中国喀什与巴基斯坦北部连接起来，并进一步成为中巴经济走廊的重要交通基础。帕米尔地区已经形成现代道路体系，进一步连接了中国与中亚各国。过去需要依靠马匹、骆驼和牦牛翻越的山口，如今可以用卡车通过。
总而言之，商品贸易、运输能力和政治制度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但地理位置的基础性意义并未消失。Kreutzmann教授认为这也正是研究19世纪至20世纪跨山地交通史的现实意义所在。历史并不是与今天完全割裂的旧故事，我们通过了解历史上往来商旅翻越的山口、穿越的河谷和驻留的城市，能更好的理解我们今天为何仍然在相近空间建设国际道路和经济走廊。
九、与谈与提问：从西北鸦片贸易通道到山地研究的跨学科启示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旦正才旦老师首先从社会学视角对讲座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本次讲座至少包含三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层面：一是边界及边境空间的重要性，国家力量、商人、地方居民以及知识生产者都在这一空间中发生互动；二是19世纪欧洲特别是德国地理学传统如何通过探险、地图绘制和资料搜集逐步形成对中亚、南亚及中国西北地区的区域知识；三是讲座最核心的三角贸易网络，包括参与者、商品类型、贸易条件、路线以及这一网络在历史中的变迁。旦正才旦老师同时指出，以往对于近代鸦片贸易的认识更多集中于中国东南沿海，而讲座揭示的中国西北部的鸦片贸易通道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新观察角度。
关于旦正才旦老师提出的“地理探索、殖民扩张与贸易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的问题，Kreutzmann教授回应说，虽然本次讲座最终把贸易作为叙述重点，但商人关于道路、市场、价格和运输条件的许多知识，恰恰来自早期探险者和地理学家的调查。此后这些科学资料又被整理为可供商人使用的贸易指南，而英国、俄国等国在喀什建立的领事体系则为贸易提供了制度保障。因此，科学探索、殖民制度与商业活动并不是三条相互分离的历史线索，而是彼此嵌套的同一个过程。
在回答“政治环境如何影响三角贸易”的问题时，Kreutzmann教授进一步强调，政治实际上规定了贸易能够发生的基本条件。边界开放时，外交谈判、地方官员和贸易代表可以为商旅提供便利；边界关闭或某种商品遭到禁止时，再成熟的商业网络也会迅速衰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讲座采用“三角贸易”而非简单扩展为更多国家之间的多边关系，而且特定商品及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一套贸易结构，不同政治力量在其中的参与程度并不相同。
图片3:与谈环节
一位同学问到：“如此危险的高山运输为何仍能吸引大量商人？”Kreutzmann教授回到道：“19世纪可供远距离交易的高价值商品类型有限，而鸦片、大麻等商品能够产生远高于普通货物的利润；与此同时，当时国际社会对于毒品贸易的法律和宗教伦理与今天并不相同，许多经营者甚至拥有正式的商业组织。因此，不能简单地以今天的法律和伦理认知反推当时商人的行为。到了20世纪，随着各国对于毒品危害的认识加深和政府管制加强，原有鸦片和大麻贸易才逐渐失去合法性和制度空间。”
另一位同学询问教授“为什么长期研究帕米尔高原？”Kreutzmann教授回顾说：“自己最初进入这一区域带有一定偶然性。20世纪80年代受中国科学院邀请来华开展学术合作，此后逐步建立起与新疆及周边地区长期研究的联系。他原本以为这只是数年的研究主题，却最终持续了四十余年。”
图片4:提问环节
讲座最后还涉及了贸易商和英国殖民政府关系的讨论。Kreutzmann教授指出，商人首先是追求利润的私人经营者，而殖民政府并不一定直接组织贸易，而是通过行政、税收、道路管理和贸易许可等机制嵌入其中。由此看来，一条高山通道上的商品流动，实际上同时连接了地方居民、商队、金融网络、国家机构和国际政治。正是在这些相互交织的关系中，19世纪至20世纪中国新疆与中亚、南亚之间的跨山地交通才获得了其完整的历史意义。
整理人：钱林柯（区域国别研究院博士生）
修订完善：马衣努·沙那提别克（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讲师、区域国别研究院哈萨克斯坦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