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23日，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民族学院院长杨文炯教授应邀，在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做了题为“甘宁青地区伊斯兰教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中的张力——基于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思考”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为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办的“宗教中国化”系列讲座第四场，由中心主任丁宏教授主持。

主讲人 杨文炯教授

杨文炯教授将我国伊斯兰教的社会结构概括为“结构中的结构”，即“套嵌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结构”。借用功能学派拉德克利夫-布朗“结构”的概念，阐释我国伊斯兰教在中国化过程中，是如何在中国整体社会文化结构中生存的,其自身的结构是什么，如何主动适应、套嵌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社会和文化结构之中。在此基础上，以我国甘宁青地区伊斯兰教为例，从社会现实的角度阐释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所存在的张力。

首先，杨教授将社会结构阐释为动态的历史过程中生成的文化模式，是由一系列制度所支配的人的不断地配置组合，表现为历史结构、空间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多维度的变迁过程。视野兼顾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关注结构要素的重组、发明等流动性适应实践。从整体视角出发，诠释了我国伊斯兰教套嵌于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乃至从王朝国家到现代国家转型的时空结构，并在上述“结构丛体”中经历中国化的过程。强调理解中国伊斯兰教社会结构必须在中国的复杂社会结构——历史、国家、地方、民族的多维结构中进行，不能孤立地看待其结构与变迁中的张力。

接下来，分别从历史结构、空间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中国伊斯兰教的自身结构五个方面论述了我国伊斯兰教与中国整体社会结构的叠合套嵌关系。

（一）从历史结构看，我国伊斯兰教经历了由外来到内化的中国化历史过程，表现为以民族为载体的主动社会政治与文化适应，实现了自身在中国社会的实体性存在，不仅重构了中国的族群结构，而且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使伊斯兰教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从空间结构看，杨教授以回族人口分布情况为例，概括了我国伊斯兰教的“中原类型”。其分布区域主要在河西民族走廊、长城民族走廊、河湟民族走廊、藏彝民族走廊以及东部大运河走廊一带，在北方主要呈几字形分布。并从生态和历史因素、回族及其先民的主动文化选择两方面解释了该分布格局产生的原因。回族等与伊斯兰教密切相关的民族由于形成时间比较晚近，其先民来华后，中国已有相对平衡的生态人口结构，借助擅于经商的传统与儒家重农抑商的文化偏好，农耕和游牧交界地区是其更容易生存的空间；其独特饮食文化结构也成为主动选择在农牧交界地带嵌入中国社会地理空间的因素。

依据回族广泛的空间分布状况及其多样性在地适应现实，杨教授讲解了我国伊斯兰教“一体多样性”的特点与成因。并对比阐释甘宁青地区的伊斯兰教形态与东部地区既存在“伊儒会通”等内在联系，又存在一些区域差异。由此强调，对包括我国伊斯兰教在内的宗教中国化的理解，必须将相应文化群体的能动适应选择置于具体的历史时空、社会结构背景中分析。

（三）从社会结构看，杨教授通过一系列生动案例阐释了历史上甘宁青地区伊斯兰教在政治和民族两个维度上的社会结构联结。政治方面，甘宁青地区的伊斯兰教通过对“万岁牌”“龙”等皇权象征符号的树立或化用，表达对王朝国家的认同，以及在哲学层面“以儒诠经”之“双忠”哲学对“忠君”理念的实践。民族方面，河湟民族走廊地区汉、藏、回、东乡、撒拉、保安等多元族群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呈现出信仰空间和文化符号和谐共享局面。当地群众历史悠久的信仰实践，既包括对安宁生活的美好向往，也包括对王朝国家的认同、对以儒家为主的多元文化理念的认同。杨教授在此强调，在多元文化叠合地区进行宗教研究，不仅要了解宗教本身，更要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了解当地的多元文化格局。

（四）从文化结构看，“伊儒会通”重构了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使中国文化丰富为“多元一体、一室四间”的显性与隐性结构。“宋明理学”的出现，使中国文化结构在佛教中国化基础上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局面；到明清之际，我国10个与伊斯兰教密切相关的民族形成和“伊儒会通”运动，使伊斯兰教也加入其中，形成了儒、道、佛、伊斯兰教四教合一的文化结构。在近代以前，这一“一室四间”的文化结构，基本上涵盖了中国所有的民族文化结构。这也是后来民国时期“五族共和”理念能够提出的一个历史基础。费孝通先生所讲的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结构，更多的是从地域文化、民族族群角度论述，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显性结构；而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民族群体粘合在一起的隐性结构，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形成的四教合一、“一室四间”的文化结构。这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四教合一。之所以说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完全嵌入于中国社会文化结构中，是因为这一过程不仅嵌入在历史结构里，也嵌入在空间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结构里，在更深层次上是一个文化的结构过程。

（五）从中国伊斯兰教的自身结构看，寺坊作为我国穆斯林社会的最小结构，信众以地缘结构为基础围寺而居的模式，叠合套嵌在更广泛的国家、民族、地域等关系网络中。随着整体社会历史转型，人们的流动性增强，地缘结构逐渐走向解体，经堂教育体系也面临解构。历史上，经堂教育从中国家族私塾形式发展起来，形成了山东学派、金陵学派、云南学派等体系，推动了“伊儒会通”运动的开展，曾在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社会转型过程中经堂教育所面临的问题，也意味着我国伊斯兰教正在面临着新一轮重新适应的挑战。

讲座交流讨论现场

讲解结束后，杨文炯教授与现场师生就讲座内容展开了进一步深入交流和讨论。丁宏教授对杨文炯教授多年实地田野调查的深度和学术视野的广度表示了极大肯定，并对讲座内容进行了总结，指出从历史纵向视角看，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是与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群体对国家的认同和对中国社会文化结构的深层嵌入分不开的。杨教授特别有格局的一点在于，能够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放在国家、社会、文化结构的整体大视角中来谈这一问题，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提示同学们在讨论和理解我国宗教中国化议题时，要触类旁通，关注到宗教所联系的历史事实、社会网络、文化结构及人口流动，还要具备多样性的文化认知与理解视角。

最后，丁宏教授再次为杨文炯教授带来的精彩讲解表示感谢。

文/2020级民族学博士研究生 王明慧

图/2020级民族学博士研究生  王明慧

2021级民族学博士研究生  马一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