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4日，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王铭铭教授应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邀请，在中央民族大学文华楼做了题为“泉州：一项‘宗教人类学研究’的回望”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丁宏教授主持。来自校内外近二百名师生聆听了讲座。
图一：王铭铭教授
讲座伊始，王教授结合自己的求学、研究经历以及泉州的历史文化现状展开了本次讲座，并对本次讲座的内容做了简要介绍。本次讲座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分别是城市与人类学的关系；治乱：一种非累积式的历史模式与历史中的“宗教人类学”。
王教授就中西方对城市的理解，开始了本次讲座的主要内容。王教授指出，城市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城市即西方古典学和韦伯等人所理解的城市。主流的社会学和西方的古典学把城市常与两种东西相联系，一种是政治理想上的古希腊城邦，这是一种强调社会、政治定义的关于公共空间的设想。另一种是对货币、行会制度的重视，这种对城市的理解强调标准的金融货币体系，典型代表如佛罗伦萨。根据这个定义，韦伯认为古代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城市。而广义上的城市即公元前3000年开始在两河流域和埃及出现的城市，这种层面上的城市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因为它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脱离了原始部落时代开始进入文明社会。王老师以玛雅的城市为例，向众师生说明了文明时代城市的起源，即城市大多是祭祀地点的汇合处，人们通过城市来和上天、神灵发生关系。最早的中国城市也有祭祀功能。
受殖民主义与的影响，早期人类学有把欧洲以外的世界说成是“没有城市”的地方的倾向。从人类学史看，埃里克·沃尔夫（Eric R. Wolf）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书名几乎可以改为“欧洲与没有城市的他者”。欧洲的科学把世界形容为简单的二元对立的世界，只有欧洲才有历史，之外的地方都是只有口述传统的小岛。在这种范式下，人类学学者们都认为只有这些没有文字的世界才能供我们研究。王老师认为这种传统深深影响了我们国内的人类学，例如早期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等都没有研究城市，而是研究农村。其次，这些作品考察的地区虽都是受文字影响的区域，但是文本里作者都没有考察文字系统和当地的口述传统之间的共存与互动。而是把当地都当作像原始地区那样只有口述没有文字的地区。这样，就帮助西方构建了一种世界体系——有历史和没有历史/有城市和没有城市的两种世界。
这种情况的改善就与芝加哥学派“人文区位学”的出现有关。雷德菲尔德提出的“大小传统”理论，开启了人类学研究的新窗口。尽管它的主导理论没有对城市展开有人类学意义的专门研究，但毕竟在人类学的研究中“塞进”了一个有城市的乡民社会。
王教授以莫顿·弗里德（Morton Fried）和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为例，梳理了“中国存在城市”这一观点的发展史。同时还向师生介绍了学界“城市文化多样性”的研究，以及中国学者（如向达）在这方面所作的重要贡献。这些研究与芝加哥学派一样，似乎在替我们指出，城市和乡村的不同，在于它是有不同的社会力量并存的空间。这些社会力量在某些区域表现为不同的民族群体，也就是说，城市在本质上是文化多元的，没有一个世界性的城市不是被称为超级多元的社会。
关于讲座第二部分“治乱”，王老师首先阐述自己关于历史叙述的看法。他主张一种非累积式的历史模式。累积式的历史模式是按照基督教的时间观念进行的一种数字累积式的纪年方式，基督教为现代社会制定了一个历史时间的纲领。而其他文明并不如此，比如中国的帝王年号纪年法。王老师讲，他对这种累积式的历史模式有自己的看法，他要用自己的方法，勾勒这座城市历史演变的规律。
王教授首先借助一副明代泉州地图对泉州的地形进行了介绍。接着以13世纪为节点，把泉州的历史分为两个部分进行了阐述。第一部分又细分为9世纪前和9-13世纪两个阶段。文献记载，九世纪之前就有许多原住民部落居住和流动在福建各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战乱不断，衣冠南渡，逐渐在南方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家园。到了唐武德年间，朝廷在今泉州城西北方建立了丰州，足见当时泉州的发展。再到五代十国时期，当地的割据王侯为了进一步发展实力，对海上贸易给予了更多的支持。而到了宋元，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迎来繁荣，作为重要海港的泉州，盛极一时。历史学家克拉克（Hugh Clark)认为，五代十国是泉州经济兴起的政治背景。在宋代，随着新儒家的兴起，宋朝出现了两个特点，一是文人当政；二是出现了类似现代国家的体制（文官制）。王教授结合照片，利用各个宗教在泉州的遗迹，图文并茂地展示了当时泉州文化的多样性。
到了明代，泉州发生了重大变化——礼教的传播，礼教的祭祀空间被系统的建立起来，随之迎来的的便是本土主义的发展和国际贸易的萎缩。清朝，在“投降主义”和“海禁”政策的影响下，泉州的海外贸易愈加凋零。
王教授讲，尽管他在关于泉州历史这两个部分的叙述中，存在着累积式的纪年，但是中间穿插了对“治”和“乱”的讨论。关于治乱，孟子对此有精辟的见解，原指：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天下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在后世，对治乱的理解也因人而异。王教授认同罗香林先生的看法：作为一种融历史描述、解释、价值判断为一体的史观，治乱之说，既涉及秩序的丧失与重建，又涉及民生，秩序与民生不可偏废，如后人总结的，惟有“生生而具有条理”者，可以叫做“治”，而无论是造成民生凋敝的，还是“生生而失其条理者”都可以叫做“乱”。
关于宗教人类学与泉州的关系，王教授首先借助“进化论”“传播论”“象征主义”和“宗教的参与观察”等理论与方法回顾了宗教人类学的发展。他强调并不认同这些概念的出现是宗教研究的进步或者倒退，只是认为这些观念构成了宗教人类学的发展。紧接着，王教授谈了国家与宗教体系的关系，认为把国家视为宗教的对立面的观点是不对的。西方的社会学理论认为，民族国家就等同于世俗性国家，因为他不再处理与教会的关系。世俗国家也充满着神圣性和人民对他的牺牲（犹如古代的献祭），如果没有仪式，一个国家的存在是不可建立的。为了帮助师生们理解国家和宗教的关系，王教授还向大家推荐了格尔茨的名著《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
图二：师生们聚精会神地听讲座
临近尾声，王教授还根据自己的研究经历，与大家分享了他关于闽台地区的宗教研究，认为应该在地方的历史线条中考察宗教。就这个观点并结合历史，王教授谈了几点看法。首先，他认为在雷德菲尔德主张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不同特征，即“小传统”是历史悠久且绵延的，而“大传统”是起落无常的。其次，小传统有很浓厚的关系主义观点，它拒绝分类，认为人的存在无法摆脱其他存在而存在，强调灵验观和宇宙观。而大传统常把人类的存在割裂于其他存在之外。再者，王教授认为思想决定历史的变化，反对把历史的变化归结为物质性力量的推动。因为思想更为灵动，其力量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最后，王教授还谈到了关于历史的“族性因素”。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都极具民族学的因素，例如战国时期的融合；辽，金，西夏等时代的分裂；元，清的统一等。由于中国官僚政治的早熟，所以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民族国家和绝对主义国家的因素，这使得人们对文化一体性的认识也比较早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内圣之学”渐渐在以士人为中心的社会中间层得到重视，成为某种超越地方共同体局限的“普遍性知识”。故作为摇摆于“夷夏”之间的泉州，时而得到进一步繁荣的机会，时而沦为高度军事化的边疆。泉州“治乱”的大趋势即可总结为分裂时期的“兼夷狄”和统一时期的“驱夷狄”，基于“治乱”的泉州民间宗教/文化也因此表现出“生生状”和“条理状”。
讲座结束，丁宏教授对王铭铭教授的讲座内容做了点评。丁宏教授讲到，王老师一以贯之的讲座非常注重历史视角与世界的关联，此次以泉州作为切入点的视角非常好，因为泉州最能勾连历史上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其多元性、复合型非常浓郁。王老师超越本位，结合他者视角和泉州文化的多元性，谈到的“治”与“乱”以及它导致的这种”生生状“的结果，对当下我们所倡导的美美与共的治国理念以及世界文化的多元和谐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整理人/2019级民族学硕士 王警贤
图片提供/2018级民族学硕士 黄世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