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7日，复旦大学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重点基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纳日碧力戈教授应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邀请，做了题为“民族研究三一论”的学术讲座。讲座由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教授主持。

图一：纳日碧力戈教授

讲座伊始，纳日碧力戈教授结合中外思想，阐述了“三一论”的思想来源。

在中国，“三”是道家思想之魂，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中写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其中道理深刻，二元对立不足以解释生活中的所有现象，只有“三”才能包罗万象，因为“三”包含了事物的对立面，也包含了对立两面相互转换的过程。“负阴”与“抱阳”互为条件、互为环境，最后和为一体。研究民族、文化，须注意民族与文化之间不是“你存我亡”的对立关系，而是“负阴”与“抱阳”、“冲气为和“的关系。

在西方，康德持“先验论”，他认为先验的统觉统一一切，由内而外，内部有永恒不变的物质，且康德认为，人类能力不足以认识该物质。黑格尔认为，该物质可以用辨证法来认知，矛盾是一切生命运动根基，矛盾原则统一世界，一切事物都趋向于变化，向着对立面变化。但是矛盾并不能说明全部，自然并没有止步于矛盾，而是力图克服矛盾。事物过渡到了对立面，运动仍在继续，对立会被克服和调和，也就是成为统一整体的组成部分。对立体彼此对立，但与它们作为部分而存在于其中的整体并不矛盾。皮尔士的“符号论”，可以总结为“征象—对象—象征”，即物感物觉、事物相指、象征意义，三者互为条件，不可分割，互相对转。

综上所述，不论是中国老子的“三生万物”，还是西方世界康德的由内而外的先验统觉统一体、黑格尔的辩证统一及皮尔士的“征象—对象—象征”的“符号说”，均体现了“三一论”。

其次，纳日碧力戈教授分析了中国民族研究中对“三一论”的运用。第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本土化。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不能全部照搬，需要结合中国民族的历史与现状，有所取舍，以达到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历史的、具体的统一。第二，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不同时代，学者对“多元”与“一体”有不同理解，在过去，指得是政治一体，文化多元。今天，强调“建设共有精神家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解发生变化，更注重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根”、是“魂”。在此处，纳日碧力戈教授特别提到费先生《行行重行行•甘南篇》中的一段话，“车子一停，他们就一拥而上，把头伸过来，意思是要求我们摩顶，有人甚至用头冲撞我们的汽车，这些行为，完全是他们内心世界一片虔诚的自发流露。我对他们真是感愧交加。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因为他们是有理想的人，没有理想怎能这么虔诚？”该场景发生在费孝通先生和嘉木样大师去拉卜楞寺的途中，其中体现出费先生对少数民族的尊敬和关心。他强调，作为民族研究者，要学习费先生在研究过程中的热情与良知。

接着，纳日碧力戈教授阐明了中国的民族研究要采用“三一论”的原因。《国书》和《论语》中都提到了“绝地天通”的故事，主要是天地相通。研究民族，“天地人”须相通，即管理意识形态、符号、概念的上层应该多与百姓交流，了解百姓所思、百姓所需，达到上下相通。“三一论”就是物感物觉要和象征相通，两者相通需要“势能”，也就是地天通的中间部分，它是重要的过程，民族要注重研究过程，解决实际问题。

王建民教授对纳日碧力戈教授的讲座内容做了精彩点评，他认为纳日碧力戈教授将“三一论”运用到中国的民族研究中，把符号的“天”与现实的“地”联系起来，让物的呈现和超验理性互为条件、互构互生，能够提高民族研究的效用，达到地天通，万象融的效果。

图二：主持人王建民教授

最后，纳日碧力戈教授与在场的老师、学生就讲座内容进行了积极地互动交流。

图三：在场师生与纳日碧力戈教授互动交流

              文/图：2018级民族学博士陈其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