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 10 月 27 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赵旭东教授应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邀请做了题为“乡间的帝国：重温《帝国的隐喻》一书的新思考”的学术演讲。《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 (The Imperial Metaphor: Popular Religion in China) 一书是海外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经典，由英国人类学家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著，赵旭东教授是该书中文本译者。本场讲座的主要内容是赵旭东教授对《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一书的重温与新思考，讲座由祁进玉教授主持,相关专业师生前来聆听。
王斯福在“帝国的隐喻”标题下表明所谓的“宗教信仰”是一种表象性、展演性及符号性的事物，符号背后是可交流的场景。“隐喻” （metaphor）指“若想了解某一事物，必须利用另一事物加以理解”，这颠覆了本质论的学科研究，故而“帝国的隐喻”提供了一种人类学研究方法——把“他者”对象化、表象化的理解。“隐喻”、“修辞”、“模仿”是本书三个重要概念，宗教中的“祈求者”、“神”与“灵媒”若无上述三者则无法达成沟通。这其实关涉到民间宗教组织如何将分散开来的个体组织在一起，背后触及的是对“多元一体”的讨论：即如何处理多样性的存在与共同性的观念价值。人与人间的隐喻、修辞，模仿在“一和多”、“多和一”间相互转化。除“多元一体”外，人类学还需解决时间、空间的问题。对此，王斯福在书中就历史认同的两种维度进行分析：时间“节律”的认同以及通过“包容”和排斥来解决的空间认同。
王斯福的研究避开了汉学人类学在对社会组织加以研究时所经常提到的宗族研究的范式，径直从民间宗教当中来理解中国社会的组织形式，这是汉学人类学的社会组织研究所未曾过多涉及的领域。民间社会可能有着极强的模仿能力，但这种模仿不是通过一一对应，而是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隐喻来实现，即所谓神似而非形似。隐喻式模仿的逻辑，一直是中华帝国与民间社会之间能够进行沟通的主要途径。通过这种模仿的实践，帝国的运作逻辑得到了民间的认可和发生了转化。否则，民间如果缺少了这种能力，或者说是通过一种强制力而试图扼杀掉这种能力，那么民间与帝国之间的沟通或许就变得不大可能了。民间社会对帝国的模仿能力，过去称“礼失而求诸野”，实际上是一个模仿过程，即“乡间帝国”。以民间打礁绕境仪式、乡村庙会仪仗队为例，它们并非完全的自我创造，而是模仿中寻求自我表达，“帝国的隐喻”具有一定扭曲和创造性。在研究中国社会时，不单仅是民间社会，而是上层社会、中层社会，且二者间存有相互交流。
以民间“抽打官员”为例，表明民间对官员的批评从不缺失，农民有关于“官员好坏”的自我界定，其知识亦非源自官方法条或道德宣教。农民有自我表达的空间，故而，应注意这种来自民间的力量的真实性和可持续性。在帝国层次上有的一种观念，在民间也会表达的很清楚。帝国的隐喻，究竟是民间对帝国的完全的“复制”与不走样的传承？还是模仿过程中存在“创造性”的扭曲？王斯福更强调后者的价值，其非正统的、民间的自我创造性和可能性。
在这过程中，当朝代更替时，很多国家层面的仪式价值会发生渐变到巨变的改变，亦会影响到民间社会的改变。这种改变需要人类学通过历史的材料去加以解释——即对文化史、观念转化史进行分析。有些读者会把帝国的隐喻表述误解成跟一种帝国科层统治相平行的结构与印证。事实并非如此。帝国隐喻的表演与表象，完全不同于那种对地点和权力的呈现，这种呈现不过是正统统治的一种陪衬而已，期间虽是紧密相关，却完全不同。与平行与印证性结构的说法的分歧之处就在于，这种隐喻定会随着政府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地方崇拜（local cults）是该书的核心概念。王斯福欲用地方性崇拜对中心、精英或卡里斯马的创造来表明地方性对高层、外部的模仿和自我创造过程。地方崇拜的产生和消失均有它们自己的动力，这种动力受到政府的制约，但是这种动力并非仅仅是反映或者强化了政府的制约，也不是使政府的主张成为一种没有时间的传统。实际上，王斯福意指民间的自我改造与创造力量，但它们往往是被忽视。这种力量是有意无意中与帝国控制体系逐渐分离出去的一种努力——中央王权试图对民间社会进行由上而下科层制管理时，地方性崇拜的宗教就试图对周边外来者、陌生人、不熟悉的空间做出类似控制“鬼魂”的命令。在民间社会里，控制的方法是将他人界定为“鬼”或“灵魂”，控制“鬼”或“灵魂”就是控制社会，其类似“帝国”控制的控制术。而对国家来说，控制所有异端，树立自己的正统，才是真正的控制术。
在帝国隐喻的讨论中，正统与异端是很重要的轴向。正统强调由中央到地方科层化的管理，但民间社会更强调对周边不确定性、不可预知性的所有事物的控制，而这些都被政府界定为异端，故而两者间存在较力。政府所较劲的异端，往往在社会中能很有效的起到控制作用，这也是政府所面临的一个困境。王斯福试图表明民间社会的动力学与帝国控制的动力学是不一样的。事实上，异端是民间在自我组织的力量，若对其进行透彻研究，有助于理解社会怎样去调动、塑造人们的生活，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帝国的隐喻》一书并不排斥历史的维度，“历史”是如何进入到民间社会？人类学要注重的是上下之间相互勾连的历史节点。因此，王斯福关注的是一种结构化的过程，即地方如何将散乱的控制的方式结构化。
所谓乡间的帝国的概念——他所研究的大部分内容是从乡间社会里映射出来的帝国的隐喻。但这并非是“镜中”的帝国，而是“镜中”扭曲的、“哈哈镜”的帝国。《帝国的隐喻》一书真正触及的并非单单是宗教的问题，根本还是一个若大帝国政治体系依靠着什么而相互勾连在一起，形成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帝国认同的大问题，如将其作为宗教学的一分子来解读便是走错了方向，难于摸到门径。重温此书，很多中国现实的问题都可以借此获得一种理解。诸如国家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以及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借由模仿和创造、相似与非似的相辅相成所形成的多元一体的整体中国文化格局。这种文化表征的能力来自于民间，来自于乡土，借助人类普遍性的对表征的隐喻转化机制而使其获得在文化实践上的表达。中国意识因此而得以在民间的日历牌、焚香发表、庙会旗帜以及乡间舞台表演中年度性地展现出来，并无法可以将其任意地去做一种截断。
讲座结束后，赵旭东教授与在场师生进行了互动。祁进玉教授也感谢了赵旭东教授为师生们带来的精彩内容。
（整理人：2015级民族学博士研究生马文婧；图片提供：兰天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