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24日晚7点，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刘晓原教授应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邀请，在文华楼1304会议室做了题为“社会时间差：五十年代边疆发展的日程表”的讲座，本次讲座由杨圣敏教授主持。

       首先，讲座主题紧扣“时间”概念，通过“历史中的未来”、“革命时代的时间行为”、“北京时间”三个部分对边疆发展与“时间行为”展开讨论。他指出希望借用“社会时间”（即在某一时代某一社会群体所共同接受的价值观等各类带有时代标志性的内容）的社会学概念，从时间角度来考量政策制定等现象。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讲，研究时间某种程度上就是研究历史上活动的人物以及这些人物对未来的设计——相当于历史中的未来。

       其次，他谈到“时间行为”——即和时间相关的行为。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对时间的理解都不一样，且对时间的理解亦是处于变动中的。在中国，近代以来因受到西方冲击，中国人的时间观念和时间行为都发生了变化：历史上的守成是追求稳定和永恒（历代都追求但从没有成功）；近代的变革追求的是效率（在一定时间里取得某种成果）。显然，这种变化是同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导致的。在中国古代，没有关于“先进”和“落后”的比较概念，只有“开化”和“未开化”的概念。在东西方发生时间碰撞后，“我们”（东方的）才以西方的时间做标准，被迫以西方的时间做基础，全面转变“我们”（东方）过去的生活、思维习惯等。空间转移实际上已经形成，而东方对西方的回应——“被迫”变革、接受西方，其中之一就是对西方“时间行为”的接受。通过对近现代以来几位改革家、革命家所制定的“时间表”的讨论（孙中山：“不过十年已足矣”；毛泽东：“超英赶美”；邓小平：“小康社会”）他指出，中国进入变革的时间行为，体现在中国改革家和革命家制定的“时间表”都是相对短的，这有国内原因，也有国际原因。而在中国和西方在鸦片战争之前的状况（即进入革命时代之前），他提出了“时间隔断”的概念——文化群只有零星偶然的接触，没有足以影响另一方面改变行为的重大接触，是一种时间隔断。针对“时间隔断”这一概念，他又具体讨论了“中－西的隔断”、“汉族社会—非汉族社会隔断”、“对外‘赶超’对内‘帮助’”等三方面内容。

      最后，他以“北京时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北京时间成为国内标杆时间）和“西藏地区发展日程表”为线索，对1949-1959年间关于西藏地区的政策变迁进行了简要梳理与讨论。

         讲座结束后，杨圣敏教授再次感谢了刘晓原教授为师们带来的精彩内容。

（整理人：民社院学生毛雅婷，袁本罡；图片提供:民社院学生郭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