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上，马克思教授以时间为线索，系统梳理了俄罗斯民族学的苏维埃学派发展的全历程，阐释了学派的历史缘起、核心特征、阶段演进、理论实践、存在问题等。并对中俄两国民族学交往互鉴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讨论，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马克思教授将俄罗斯民族学苏维埃学派的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起源与奠基时期（18世纪—1917年）。马克思教授指出，苏维埃学派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承袭了沙俄民族学的遗产。沙俄民族学从诞生之初就具有国家导向、实用为先的传统，这直接奠定了苏维埃学派的基础。1845年圣彼得堡成立的俄罗斯地理学会下设民族学部，其核心使命是摸清广袤疆域内的民族构成，为沙俄的殖民扩张与边疆管理提供依据。

第二个阶段是学科发展的黄金期（1917—1929年）。该时期也是学科地位达到顶峰的阶段。十月革命的爆发与少数民族在沙俄的生存困境密切相关，因此布尔什维克党人重视民族平等、民族和睦、民族发展，民族学成为落实国家民族政策的核心工具。这一时期的民族学者怀揣着强烈的使命感，将学术研究与国家建设深度结合，承担起民族建构的使命：由于边疆诸多群体缺乏现代民族认同，民族学家为其统一了族称、梳理了历史、创制了文字。

第三个阶段是停滞与断裂期（1929—1942年）。学科发展因政治思潮陷入停滞，成为了苏维埃学派发展的重大转折点。在这个时期，阶级叙事被要求取代民族叙事，民族学亦被污蔑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官方随即发起针对民族学的批判运动，约五百名民族学家受到冲击，高校民族学专业被关停。术语“Этнография”（民族志）代替了“Этнология”（民族学），成为了该学科的官方名称。

第四个阶段是恢复与定型期（1942—1960年），这是学派正式成型并长期稳定发展的阶段，更是其学术成果集中呈现的时期。二战后期，为在战后世界格局中获得优势地位，苏联恢复了民族学建制，这体现了国家对民族学的长期需求。这一时期苏维埃学派彻底历史科学化，开展了大规模、体系化的民族志编撰，以及将民族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族源”（этногенез）研究路径。这一时期诞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如在著作领域出版了13卷本《世界民族》，它是涵盖全球各民族的基础资料，至今仍被使用。在理论上产生了“经济文化类型”等重要理论。

第五个阶段是理论化发展时期（1960-1988）。上世纪60至80年代，民族学被限定为研究古代民族史的学科，与现实问题、政治经济脱节，田野调查萎缩。在“无用武之地”的学术困境下，学者们转向了理论研究。起源于史禄国（С. М. Широкогоров）的民族（этнос）概念被勃罗姆列伊（Ю. В. Бромлей）与古米廖夫（Л. Н. Гумилёв）等学者重新发掘，成为这一时期民族学研究的经典范式。而勃氏与古氏的学术论争，也促进了民族（этнос）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第六个阶段是苏联解体后的反思时期（1988年至今）。1988年，季什科夫成为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在他的主导下引入了西方社会人类学的建构主义学科范式，研究议题也转向身份认同、民族主义等维度。他对于苏维埃学派及其民族（этнос）理论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这使得苏联时期的学术遗产被边缘化。尽管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重新正视苏维埃学派的价值，承认其服务国家经验、民族志创作、学科理论等仍有重要学术意义，但在公开场合与主流教学中，苏联时期的术语与理论仍被刻意回避，学派处于“被部分承认却无法正式回归”的尴尬境地。

马克思教授最后指出，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在民族学发展史上的深刻联系，或可让苏维埃学派的历史遗产重新焕发生机。马克思教授回顾了中国与俄罗斯—苏联民族学的交往史，如史禄国在上海发表了其民族（этнос）理论的著作；切博克萨罗夫（Н. Н. Чебоксаров）在20世纪50年代被派往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任教，深度参与了学院民族学的学科建设、民族学教学工作，并与林耀华教授合作，产出了一批学术成果，其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也对中国民族学影响深远。刘克甫（М.В. Крюков）、马良维（В. В. Малявин）等苏维埃学派的著名学者都长期从事中国研究，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而中国民族学也吸收、保存了苏维埃学派学术传统中的精华部分，它们都值得进一步梳理与再发掘。中俄两国民族学的双向互动交流，必将在未来碰撞出新的学术成果，推动学科长远发展。

主持人丁宏教授指出，本次研讨为建设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中央民族大学与俄罗斯民族学界有着深厚的合作历史，如今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与马克思教授已建立扎实的学术合作基础，期待通过本次交流及后续持续的资料互通与联合研究，深化中俄民族学领域的交往互鉴，共同推进课题研究与人才培养。

在讨论环节，大家一致认为，苏维埃学派作为宝贵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遗产需要我们重新发掘、接续传承，对其历史经验、教训的借鉴、总结在中国民族学建设、发展中具有重要价值。

                        撰稿人：陈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