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18日，清华大学中文系、清华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沈卫荣应邀，在中央民族大学做了题为“汉藏佛学与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为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办的“宗教中国化”系列讲座第六场，由中心主任丁宏教授主持，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班班多杰教授作为与谈人进行评议。
主讲人：沈卫荣教授
讲座伊始，沈卫荣教授提出，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藏传佛教传播广泛，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较大的影响。沈教授从自身的海外留学经历谈起，认为西方存在将藏传佛教简单化、神话化的错误认知。接下来，沈卫荣教授对藏传佛教不同称法、起源与发展进行了阐述。
首先，沈卫荣教授对汉语中的“喇嘛教”和英文中的“Lamaism”进行了辨析。通过考察汉文文献中“喇嘛教”一词的最早出处以及元、明、清时代相关的汉文文献，他认为“喇嘛教”最初在汉语的传统里是中性词，但明、清两代开始出现将喇嘛教“妖魔化”与“污名化”的描述，此后汉语中对“喇嘛教”的称呼开始向贬义转变。英语中的“Lamaism”则从一开始就有明显的贬义，其涵指的意义即西藏的佛教不是正宗的、合法的佛教。
随后，沈卫荣教授解释了印藏佛学研究（Indo-Tibetan Buddhist Studies）与藏传佛教研究的关联。他强调，印藏佛学研究并非指藏传佛教是印度佛教的附庸。藏传佛教是印度佛教最好的传承，也是还原印度佛教原本面貌的重要依据。同时，沈卫荣教授指出藏传佛教拥有很多西藏本土化和自主创新的部分。他介绍了国际佛教研究协会前主席David Seyfort Ruegg关于印度佛教和藏传佛教关系的观点：Ruegg认为印度佛教对于西藏佛教的影响可以分为印度的（Indian）和印度式的（Indic）两种，前者是有历史依据可以证明藏传佛教是从印度传到西藏的，而后者则是指藏传佛教是在印度的模式和样板上自主创新出来的成果。以新译密咒为主体的后弘期藏传佛教传统的建立就体现出了藏传佛教的创新性，是“西番中国”（Bod yul dbus)得以成立的基础。
接着，沈卫荣教授提出汉藏佛教（Sino-Tibetan Buddhism）与印藏佛教（Indo-Tibetan Buddhism）是相对应的。原因一是汉传佛教是藏传佛教的源头之一，汉传佛教的影响在西藏非常明显。如8世纪，汉地的禅宗佛教在西藏十分受欢迎。二是从西夏一直到元、明、清时代，藏传佛教在中国佛教传统中占主导地位，并且在朝代的传承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沈卫荣教授认为从学科角度来说，汉藏佛教研究（Sino-Tibetan Buddhism Studies）非常有必要，通过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在佛经文本、佛教义理的理解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促进汉、藏佛教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和谐发展。沈卫荣教授进一步总结了汉藏佛学研究的三道次第：第一阶段是通过汉藏佛教交流史、藏传佛教“中国化”历史过程的研究和汉藏佛教⽂献对勘，构建与印藏佛学相对应的汉藏佛学学科。第二阶段指通过对黑水城出土的汉文佛教文献的研究发现，汉藏佛教是一个历史的存在，敦煌佛教、西夏佛教、回鹘佛教、蒙古佛教都是汉藏佛教研究的构成部分。第三阶段即用全球史观来研究佛教的历史，打破印度、汉传、藏传佛教的壁垒，整体和内在的进⾏汉藏佛教⽐较研究，从对汉藏、显密佛教之义理和修持传统本身的探究，来看它们的共通和区别之处。
最后，沈卫荣教授从两个角度强调了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内涵：第一，中国化不等于汉化，藏传佛教本身就是中国佛教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化是指宗教发展要与当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新时代中国大国崛起相适应。所以不仅是藏传佛教中国化，中国本土的道教等也要实现中国化。第二，要把藏传佛教真正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我们要真正理解和接受它。
班班多杰教授对沈卫荣教授的讲座给予了高度评价。首先，他认为沈卫荣教授关于“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命题意识突出，阐明了藏传佛教中国化是一个“传入、形成、发展、演变”的自然历史过程，蕴含本土化、时代化、现代化的问题。其次，他提出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这一议题与身份认同、社会认同的讨论具有极高的契合性。班班多杰教授指出，沈卫荣教授利用全球史观来研究佛教，将多种佛教在历史上的碰撞、互动、融合结合起来，见解独特。最后，班班多杰教授对沈卫荣教授为藏传佛教研究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提出在推进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要坚持守正创新。
丁宏教授对此次讲座进行了总结发言。她认为沈卫荣教授和班班多杰教授的研究视野开阔，既有全球史的视角，又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角，对我们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谈论宗教中国化以及中华文化多元一体、交融共生都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文/2022级民族学硕士研究生 马香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