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卓新平研究员，应邀在中央民族大学文华楼做了题为“反思基督教中国化的必要”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为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办的“宗教中国化”系列讲座第三场，由中心主任丁宏教授主持。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韩思艺教授担任评议人。

主讲人：卓新平 研究员

 讲座伊始，卓新平结合目前学界及宗教界的讨论，提出反思基督教中国化必要性。他认为，基督教作为一种文明载体在文化形态上是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和海洋文化的有机集合，表现出开拓性、扩散性和冒险性。最初起源在亚洲的基督教，是在罗马帝国国家化之后才逐渐形成了如今人们印象中的西方文化精神特质的基督教。但是，随着基督教在全球的传播，它已不再是西方文化的代表，而是融入了不同社会之中，在本土化发展中形成了不同传统的基督教派别，甚至有的学者称其为“基督诸教”，在中国即表现为“中国化的基督教”。

 通过梳理基督教发展的历史脉络及现状，卓新平认为基督教对于人类社会、思想、文化、政治、经济都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因此，基督教“中国化”亦具有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的性质，我们要以整体的视野对其进行关注。从方法论上来看，他从宗教与文化关系的角度，阐释了基督教传播及本土化发展会产生的五种模式：文化披戴（acculturation）、文化适应（enculturation）、文化支配（cultural domination）、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和文化互存（interculturation）。在基督教多元化发展的现实中，基督诸教（Christian religions）多元化表述方式已经形成。其中，在宗教“文化互存”的现实中，其“共在”之途乃是“对话”与“沟通”、“理解”与“和解”。简而言之，即宗教理解关系着宗教对话，没有宗教对话就没有宗教和平，没有宗教和平则没有世界和平。

 结合基督教文化定位的历史背景，卓新平分析了基督教作为“西方宗教”代表的历史原因，以此作为切入点对其“中国化”进行解析。他认为，西欧中世纪的文化复兴标志着基督教文明开始走向成熟发展，随后基督教在思想文化色彩及其社会构建上都成为“西方”的标志，更是成为“西方宗教”的代表。近代以来，在欧洲各国风起云涌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下，天主教掀起了一场对外维护天主教权威、对内纠正其传统弊端、激发天主教信仰热诚的改革运动，其中的一大举措就是“海外传教运动”，从此天主教不再只是欧洲宗教，开始其全球传播的历程，并在美洲和亚洲呈现出不同的本土化、处境化的发展。明末清初利玛窦来华，开启了天主教中国化的先河。随着欧洲清教徒17世纪上半叶向北美移民，形成了北美文化特色的基督教，对中国基督新教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结合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卓新平认为没有抽象的“普世”基督教，其存在与发展离不开其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化，也会相应接受相关国家、地区及其文化的传承，受到相关社会及政治处境的影响。而这正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基督教现代文明及在华中国化的历史及现实背景，“中国化”是基督教发展过程中的自我要求。

 接下来，卓新平结合基督教的中国处境，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其中国化的必要性：

 首先，基督教四次来华都经历了“中国化”的尝试：从景教（845年）依佛仿道开始，其文献中便融合了儒家“孝”的思想；13世纪元朝“也里可温”曾进行过蒙文译经；1551年耶稣会创始人之一沙勿略至广州上川岛尝试向东方传播基督教，之后的利玛窦、罗明坚开始将基督教传向北京，康熙年间由于“礼仪之争”而进入政治层面的本土化争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由公开传教转为地下；1807年新教传入中国，马礼逊进入广州后开始汉文经书，之后在鸦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的背景下，基督教作为“政治洋教”在中国获得进一步发展。

 第二，基督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在进行“中国化”的努力。从基督教自身来说，包含了“本土化”“中国化”的思想，部分西方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亦参与了中国文化的建设。以“西儒”的形象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和罗明坚，通过对于中国文化的学习，将四书五经翻译为意大利文和拉丁文，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20世纪初，中国基督教曾有“自立教会”的尝试；基督教主流教派亦有“本土化”的努力；1950年以来“三自爱国运动”实现了基督教的多种构设和发展；改革之后，与其他宗教团体一样，中国基督教团体开始在党和政府与信教群众之间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

 第三，基督教“中国化”的原因分析。从社会政治原因来看，我国基督教必须摆脱对西方反华政治势力的依附；从思想文化原因来看，基督教在中国的健康发展必须融入中华文化传统，进行文化转型；从民族意识原因来看，中国基督教要有中国公民意识，“我是基督徒，我更是中国人”；从教会发展原因来看，中国基督教经历了本土教会、自立教会至三自爱国教会的良性发展趋势；从神学创建原因来看，中国基督教神学体系形成较晚，且并未被世界基督教神学体系所公认，只有通过本土化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从处境适应原因来看，基督教亦需要积极适应中国社会，实现华丽转身，实现其正功能；从共同命运原因来看，基督教文化在中国是文化的有机组成，应该与中国同呼吸、共命运，形成命运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与精神共同体。

 最后卓新平总结到，了解、研究基督教在世界范围的发展历史，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重视我国基督教的存在与发展问题，实现基督教的“中国化”，对于我们在全球化时代认识并走向世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这一中国化则需要基督教在政治、社会、文化、制度、建构、习俗等方面的积极适应和融入，特别是加强基层教会及其人才建设和信徒文化素质建设，也需要中国社会对基督教“中国化”这一选择的积极支持和帮助，进而使中国化的基督教成为中国社会、中华文明的内在、有机构成。

评议人 韩思艺 教授

 之后，韩思艺结合讲座内容做了精彩评议。他指出，卓新平先生通过对基督教中国化历史的梳理，全面立体地论述了基督教的中国化需要宽阔的历史视野和深厚的中国文化思维方式，反省了基督教在发展过程中过分卷入政治的恶果，以及在当今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基督教中国化的必要性。谈到作为普适性宗教的基督教“中国化”的必要性，韩思艺结合自己的求学和研究经历，从基督教的历史、发展和传播现状的角度，列举基督教中的亚美尼亚教会、科普特教会、马龙派，以及今天基督教在非洲、亚洲的迅速发展和在欧洲的没落，说明西方世界并不是判断基督教是否正统的唯一标准，其内部的多元化与多样性决定了理解“普世化”的标准也应该是多元的，即中国化之后的基督教亦是众多基督教派别中人数较多、特点较为独特的一支，完全可以与西方基督教进行平等的对话，建立中国的基督教神学。最后，韩思艺还向卓新平先生请教了如何将基督教中国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结合在一起的问题。

讲座现场场景

  随后，卓新平研究员与现场师生进行了友好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讲座最后，丁宏教授向卓新平研究员、韩思艺教授表示感谢。

 文/2017级民族学博士研究生 海璐

图/张金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