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15日，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长张志刚教授应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邀请，在中央民族大学文华楼做了题为“‘两个大局’视域下的‘宗教中国化’研究”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为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办的“宗教中国化”系列讲座第一场，由中心主任丁宏教授主持。

主讲人：张志刚 教授

 讲座伊始，张志刚教授简要概括了当前我国“宗教中国化”研究现状，明确了本次演讲主题的立意和选择缘由。一方面，张教授从政策解读视角概括了“宗教中国化”理论的重要意义，指出“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最新创见，最大亮点”，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正确的理论导向。另一方面，张志刚教授在肯定我国“宗教中国化”研究成果的同时也指出，我国学界、教界、政界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侧重于政策解读。然而学者应具有更宽广的人文关怀，不仅需要关注国家大政方针，进行恰当的政策解读；还应立足于学术视野，增强基础理论研究，积极推动国家政策的进一步完善。这就要求学界要加强对我国五大宗教中国化的历史、现状、面临难题等专题的研究，进一步增强基础理论研究水平。基于启发学理思考、开拓学术视野的目的，张志刚教授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角度，谈“宗教中国化”研究所应具备的学术视角及需要关注的学理问题。

 首先，张志刚教授就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外部形势，讨论了宗教认同问题在大变局时期的研究必要性、核心角度和方法。

 在研究必要性方面，张教授指出，从历史哲学看，每逢人类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发展进步的确定性”与“方向路径的不确定性”交织并存，所有民族、国家、社会都不能不重新思考根本的哲学问题。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重组之际，新一轮的民族、国家、社会认同问题成为国际学界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宗教问题呈现出五大特点：（1）宗教经常与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2）宗教自由经常与“人权”问题联系在一起；（3）宗教经常与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4）宗教经常与国家的政局、民族的分裂或统一联系在一起；（5）宗教的认同往往跨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这些特点显示出宗教与国家和民族之间具有的复杂关系，宗教认同往往能够深刻影响国家政局、民族统一或分裂，乃至国际政治局势。因此，认清世界局势，必须要注意研究世界宗教认同问题，而这些问题又都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相关。

 应该如何认识和研究宗教认同与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关系呢？张教授以《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我们是谁？美国在国家特性问题上面临的挑战》以及《欧盟的国家与教会》等著作为例，讨论了美国和欧盟知识精英的认同意识问题。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站在美国国家利益角度研究冷战后国际政治格局问题，认为全球政治进入了“多极性、多文化”的时期，“超级大国竞争”被“诸种文明冲突”取代；《我们是谁》则关注到21世纪是“一个宗教的世纪”，“国家认同危机”已成为“一种世界现象”，人们从文化和宗教角度重新界定自己，文化宗教将影响各国人民所认同的“敌我关系”，而美国作为“基督教国家”，宗教一直是国家认同、社会认同的重要因素，亨廷顿借此书提示人们关注核心价值观和认同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美国国内所面临的挑战。《欧盟的国家与教会》则立足于欧洲社会与宗教现实，利用“欧洲的共同文化遗产，特别是欧洲的宗教根源及其传统”打造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启航之船”。

 通过这两则案例，张志刚教授提示我们，一方面，应该立足于社会变局现实和国家民族社会认同凝聚需求，以长时段的历史观和历史哲学眼光看待世界百年大变局所深含的宗教、民族认同问题。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到欧美政教关系的特殊性，要立足于中国历史和现状在政教关系问题上的独特国情，进一步思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与“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社会认同”的深层关系。

 然后，张志刚教授回应上述宗教民族文化认同的历史特殊性，将视线转向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认同的讨论。张教授结合冯契、费孝通先生的论述以及中华文明发展史指出，中国近代以来的时代中心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一问题包括了两层含义，一是“中国”即“国家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二是“向何处去”明确了中华民族近现代以来摆脱侵略和压迫，追求强国梦和伟大复兴的一以贯之的精神脉络，这一精神脉络即是“中华民族认同”不断构筑的过程。

 第一，从学理上讲，“中国”作为“首要认同对象”，指的是“国家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与西方列强对抗中觉醒和产生的。与欧美现代民族国家产生的背景不同，其含义也有重大区别：“中华民族”是指生活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几亿人民，所包括的56个民族单位是“多元的”，而中华民族是“一体的”。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族”和“民族单位”两种不同涵义的概念解释，如实阐明了“中华民族的基本国情”，即“作为国家的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成员紧紧团聚而成的，这是历史事实，也是现状。更重要的是，费先生据此论证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实际上讨论了哲学本体论与认识论上“一与多”的辩证关系问题。“一体”始终是“主流与方向”，同时，中华文化传统观念下，“一体”是开放包容的，“一体”兼容并包“多元”，“多元”和合融为“一体”，二者缺一不可，辩证统一。费先生论证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能够启发我们深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理根据。

 张教授通过回顾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对这种“一与多”、多元一体、兼容并包的格局加以分析：（1）世界四大古老文明里，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2）中华文明具备多样的起源与多元化的农耕、游牧等文明；（3）其演进过程并非多元文明相互灭绝，而是在交往过程中互通有无、整合为一体；（4）西周以来，中华民族不断有新文明元素加入进来，但任何一个文明分支都没有分裂出去，故而“中华文明的大格局”保持了一向的完整性。

 张教授强调，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民族融合”与“外来文化吸收”两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对这两个过程的研究是观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机制的重要面向。但目前大多数民族史是按照不同民族分开论述的，缺少中华民族多元融合的视角，因此民族史研究在此方面大有可为；中华文明的外来文化元素很多情况下是随着佛教等宗教文化传播进入中华文化体系的，在“外来文化吸收”方面，宗教研究也有丰富的探索空间。因此，民族融合和外来文化吸收不但需要以中华文明史的整体视野来展开全面探讨，而且值得从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华民族史、中国宗教史、包括“外来宗教中国化”等诸多角度来展开具体研究；应该加强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特色的民族和国家理论的研究，即加强中国国家理论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宗教中国化”的研究。

 第二，张教授回顾了清末以来梁启超、李大钊等知识分子所阐发的“对外抵制外族侵略，对内实现族类团结”等“中国民族”或“中华民族”概念；列举了抗战时期各民族、各宗教人士协力保家卫国，将宗教信仰与保卫民族、国家的责任联系起来的史实。证明中华儿女在反抗侵略的过程中，宗教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相互协调、并不矛盾，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认同，这段历史包含了中国各大宗教、中华各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值得深入发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各宗教、各民族群众继承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精神脉络，“何处去”的问题从“护国保民”转为对“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求。这一追求在实践过程中逐步总结出“从中国实际出发”，学习借鉴外国经验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中国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结论。

 综合以上讨论，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是在国内外新局势下做出的科学研判。其微言大义在于，明确中国各宗教的生存发展道路，积极引导广大信教群众真正融入“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智慧，贡献力量。积极引导广大信教群众真正融入“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这“三重融入”是“宗教中国化的三重主要义理”，其理论内涵就是国际学界在全球化时代所关注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社会认同”问题，其中“文化认同”是“根本认同”，若不从根本上确立“文化认同”，便无从达成“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社会认同”。因此“宗教中国化”既要关注世界格局变化，又要立足于中国特殊的文化社会情境。

 最后，张志刚教授以“入乡随俗”一词生动而简洁地概括了“宗教中国化”符合宗教生存发展规律的观点，阐明了“宗教中国化”包含本土化的空间地域性含义、文化传统与认同的观念含义、具有过程性特征的时间性含义三重内容。张教授总结道，世界宗教史研究视野中的“本土化、在地化、民族化、地域化、处境化”等概念，具体就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而论，就是意指“宗教中国化”，在此方面，中国宗教史、民族史的大量材料值得我们去发掘，并在学理上加以提升。

        讲座现场

 丁宏教授从两个方面对张志刚教授的演讲做了精彩评议。首先，赞同张教授对当前“宗教中国化”研究缺少学理支撑的看法，并扩展道，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也存在过多解读或引用现代西方理论而忽视中国传统历史哲学的思考视角，张教授的观点对此很有启发性；其次，张教授从历史传统入手，将“宗教中国化”议题引入到宗教文明对话甚至国家利益博弈高度，由此论述世界格局与文化传统的重要性，提示我们在理解宗教中国化问题时，既要从世界格局中考虑，也要放在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根基和特点中思考。

 讲座最后，丁宏教授再次为张教授带来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

 

文/2020级民族学博士研究生 王明慧

图/张金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