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日，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旭东教授，应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丁宏教授邀请，做了题为“民间宗教的帝国隐喻”的学术讲座。本场讲座是“宗教人类学系列”讲座的第三场。
英国人类学家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的《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The Imperial Metaphor: Popular Religion in China）一书是海外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经典，赵旭东教授作为此书的中文本译者，在本场讲座中带领现场听众对其进行重温与思考。讲座开始，赵旭东教授介绍了王斯福教授的基本情况。他认为，通过对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王斯福试图说明宗教并不仅仅是一种宗教，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支配。通过复杂的英国文化人类学理论和丰富的例证，王斯福在《帝国的隐喻》一书中论证了“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中心”何以吸引“边缘”以及如何在“边缘”复制出自己的“中心”等相关问题。那么何为“帝国的隐喻”？它是帝国统治的一种表象，存在于所有时代，并与作为集体表象的诗意般的实际生活、政治以及历史事件保持着联系。同时，“隐喻”作为一种仪式性以及戏剧表演式的景象，被构筑、描绘在庙宇中或刻画、装扮在塑像上。他认为，王斯福在此书中关注的是民间宗教组织如何将分散开来的个人组织在一起的问题，其研究避开了汉学人类学在对社会组织进行研究时所经常提到的宗族研究的范式，径直从民间宗教当中来理解中国社会的组织形式，将研究重心放置于非宗族研究之上。通过引证诸多大家习以为常的民俗生活的例子，如烧冥币、灶神传说、城隍庙的崇拜等，王斯福向我们逐步揭示了这些习俗背后隐含着的帝国隐喻的逻辑。以此，王斯福讨论了在民间社会的生活实践中，人们是如何通过隐喻的修辞学途径来模仿帝国的行政、贸易和惩罚体系，但是这种模仿中意义会发生逆转，并不是复制。
接着，赵旭东教授从此书的开篇讲起，讨论了时间节律、包容排斥与历史认同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即为时间的凝固化和规律化，体现出时间维度的重复与（再）组织的节律，而每一次重复都使记忆以及有关起源叙事的年度标记得以恢复。由此，王斯福引入“历史认同”这一概念，而不同情境和阶级有着不同的历史认同——经典的、家庭的以及地方的，不仅区分出了时间维度，还体现出包容与排斥的特性。赵旭东教授结合此书的文本，分别从帝王和民间社会两个层面来分析“帝国的隐喻”的具体内涵：
首先，赵教授以承德避暑山庄为例，分析景观作为政治的文化表达，认为在“华夷之辨”的正统性塑造中，包括了中国皇权意识中的“江山”观念，将对占有山水视为政治稳固、生活富庶安定的标志，因此衍生出借助于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修建而象征实现“天下一统于山水”的帝国统治理念。他认为，康熙皇帝主导的避暑山庄的选址修建，即是对中原统治合法性的一种表达，这种合法性明显具有包容性和柔韧的文化象征性。
其次，从民间层面来说，民间社会对“帝国”的符号体系有着极强的模仿能力，但这种模仿不是一一对应的，而是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隐喻来实现，即所谓“神似而非形似”。隐喻式模仿的逻辑，一直是中华帝国与民间社会之间能够进行沟通的主要途径。通过这种模仿的实践，帝国的运作逻辑得到了民间的认可，并且发生了转化；若此种模仿能力缺失或试图通过强制力将其扼杀，民间与帝国之间将失去有效沟通。类似民间打礁绕境仪式、乡村庙会仪仗队的民间活动，并非是民间完全的自我创造，而是在模仿中寻求自我表达，因此“帝国的隐喻”具有一定扭曲和创造性。以民间“抽打官员”的展演为例，民间对官员的批评从不缺失，且农民有关于“官员好坏”的自我界定和自我表达，其知识亦非源自官方法条或道德宣教。故而，应注意这种来自民间的力量的真实性和可持续性。
赵教授进一步说明，有些读者会把帝国的隐喻表述误解成跟一种帝国科层统治相平行的结构与印证。事实并非如此。帝国隐喻的表演与表象，完全不同于那种对地点和权力的呈现，这种呈现不过是正统统治的一种陪衬而已，期间虽是紧密相关，却完全不同。帝国与民间的符号系统，既有一致的平行性，又有不一致扭曲性，因此，“帝国的隐喻”在民间的反映定会随着政府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地方崇拜（local cults）是此书的一个核心。赵教授认为在王斯福的论述中，地方崇拜与卡里斯玛的权威相关。他欲用地方性崇拜对中心、精英或卡里斯马的创造来表明地方性对高层、外部的模仿和自我创造过程。地方崇拜的产生和消失均有其自己的动力，这种动力受到政府的制约，却又并非仅仅是反映或者强化了政府的制约，也并非使政府的主张成为一种没有时间的传统。由此，地方性崇拜反映的并非是对政府统治的强化。
王斯福通过对地方性崇拜的研究，探究容易被忽视的民间自我改造与创造力量。这种力量展示出有意无意与帝国控制体系逐渐分离的一种努力——中央王权试图对民间社会进行由上而下科层制管理时，地方性崇拜的宗教就试图对周边外来者、陌生人、不熟悉的空间做出类似控制“鬼魂”的命令。在民间社会里，通过模仿国家政治体系里对于“异端”的控制，将他人或反对者界定为“鬼”或“灵魂”，而控制“鬼”或“灵魂”就是控制社会，其类似“帝国”控制的控制术。对国家来说，祛除所有异端，树立自己的正统，才是真正的控制术；而民间在模仿国家政治体制祛除异端、树立正统的过程中，就会出现各种“异端”的形式，例如对于民间风俗的改造。关于正统与异端的讨论延续至今，始终影响着乡村的改造与建设，若对其进行透彻研究，有助于理解社会怎样去调动、塑造人们的生活，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与讨论，结合关于中国民间宗教的田野经验，赵旭东教授总结到，本书所要完成的任务更多的是塑造“帝国的隐喻”的结构化，即要提出地方性的仪式和崇拜与政府及其正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而不在于撰写这一制度的历史。而且，所谓“乡间帝国”的概念——他所研究的大部分内容是从乡间社会里映射出来的“帝国的隐喻”，但这并非是“镜中”帝国，而是“镜中”扭曲的、“哈哈镜”的帝国。《帝国的隐喻》一书真正触及的并非单单是宗教的问题，根本还是一个若大帝国政治体系依靠着什么相互勾连在一起，形成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帝国认同的大问题，如将其作为宗教学的一份子来解读难于摸到门径。重温此书，很多中国现实的问题可以借此获得一种理解。诸如国家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以及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借由模仿和创造、相似与非似的相辅相成所形成的多元一体的整体中国文化格局。这种文化表征的能力来自于民间和乡土，借助人类普遍性的对表征的隐喻转化机制而使其获得在文化实践上的表达。中国意识因此而得以在民间的日历牌、焚香发表、庙会旗帜以及乡间舞台表演中年度性地展现出来，并无法将其任意地截断。
讲座结束后，丁宏教授感谢赵旭东教授为师生们带来的精彩讲座。
（整理人：2017级民族学博士 海璐 图片提供：2014级民族学博士 马永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