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八期新时代民族理论与民族工作研习班如期举行。研习班邀请了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民族学院院长杨文炯教授做第一场讲座。讲座由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黄子逸老师主持。

杨文炯教授围绕“五个共同”这一核心概念，作了一场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学术讲座。讲座从“民族”这一关键词的学术流变切入，系统阐述了“五个共同”作为理解中华民族历史的全新范式及其重要意义。

讲座伊始，杨文炯教授指出，“民族”在当代中国既是普遍的身份感知，也是国家赋权的社会身份。然而，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民族”是一个舶来品，于晚清时期传入中国，并逐渐成为认识“何为中国”的重要范式。他以广州为例，说明民族概念在近代的接受与实践，并指出民族本质上是一个流动的、被历史不断书写的“液态的文化共同体”，其核心在于回答“我们是谁，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永恒追问。

杨文炯教授梳理了学术话语从“民族”到“中华民族”，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历程。这一变迁不仅反映了中国知识界在全球化背景下对自身与他者理解的深化，更标志着学术话语权从被西方表述到自我表述的根本性转移。这百年学术史，正是中华民族从文化自在走向文化自觉、自信的生动写照。

讲座第二部分深入剖析了“范式”的理论内涵。杨文炯教授援引库恩的“范式”理论，指出范式是特定的认知模式与理论框架。进而，他引入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强调任何学科范式都内嵌着权力关系，话语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运作。近代以来，西方民族主义范式长期主导了关于“中国”的叙述，使得我们自身的历史常常处于“被凝视”、“被表述”的境地。因此，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掌握解释自身历史的话语权，至关重要。历史观本质上是一种立场，决定了我们如何选择与解释史料，从而“看见”怎样的历史。

基于以上分析，杨文炯教授回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三个范式转换时期：

1. “天下观”范式与文化自在（1840年前）：以王朝国家史为书写主体，呈现“大一统”格局下的“多元一体”，强调文化认同与历史延续。

2. 西方民族主义范式与文化自觉（1840-1949）：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进化论和民族主义史观取代了传统的天命观与天下观。中国知识界开始运用民族主义范式重新书写中华民族史，以回应西方挑战并论证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合法性，但仍难以摆脱西方话语的窠臼。

3. 历史唯物史观范式与文化自信（1949年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立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历史观，并发展出“各民族共创中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等经典理论。然而，部分学科对西方理论的依赖依然存在。

在此背景下，杨文炯教授重点阐释了“五个共同”作为全新范式的深刻内涵与时代价值。“五个共同”即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民族精神。这一全新范式具有鲜明特点：它是“两个结合”的理论结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史观的新发展；它体现了彻底的各民族一律平等，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它是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金钥匙，更是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认识论指南和根本遵循。

整场讲座学理深厚，视野宏阔。杨文炯教授通过梳理学术史与范式转换，有力地论证了“五个共同”是跳出西方中心主义叙事、回归中国自身历史大道的全新范式。这一范式为我们深刻理解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提供了根本的理论支撑和行动指引。

                  整理人：班马次仁      2025级民族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