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18日，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访问学者康婧（Geeta Kochhar）博士应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邀请，在中心做了题为“莫迪政府的民族政策与展望：简介印度社会体制”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两中心常务副主任刘湘晖主持。

图1:主讲人康婧博士

康婧博士首先介绍了当下印度社会的基本情况。她讲到，现在的印度人口年龄结构以年轻人为主，这一方面是一个机遇，使印度充满了活力，但同时也是一个挑战——国家需要更多的资源去扶助年轻人。预计到2024年，印度总人口将超过中国，其中预计50%的人口年龄在25岁以下，60%的人口为35岁以下，届时的印度将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同时，至2020年，整个印度的人口平均年龄将为29岁；2030年，印度的社会福利的依赖率只有0.4，此数据意味着印度人口以年轻人为主，不会有太多的老人，社会负担不会过于严重。而且，随着印度中层阶级人口越来越多，印度国内将具有较强的消费力。这将是印度发展的一个优势。

康婧说，目前印度有2000多个民族，但是“民族”对于印度社会来说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与中国的56个民族不同，印度的“民族”当中还兼容地区差异，即每个邦都有很多因语言、传统和文化结合而形成的“民族”。据印度政府最近一次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印度共有19500种语言/方言，其中超过一万人仍然在使用的语言有121种。事实上，印度宪法划定的22种预定语言中，持有者占全国人口的96.71%。除此之外，印度还存在6种传统语言——此种语言类似于中国的文言文，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大部分在印度南部地区。但是，印度国家宪法规定只有两种语言为“广泛性语言”：印地语和英语。为了方便不同语言的人交流，官方规定在印度境内与其他人交流时，只能使用英语或印地语，其中英语被普遍运用，而又因印地语下辖很多方言，故采用标准的卡里波利语。

康婧博士就印度社会面临的以下问题展开了讨论：第一，印度拥有不同的民族、语言和文化传统，目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在如此多元文化下如何走强国道路。印度社会强烈的民族情绪导致其有不同的走向，故需要知道什么样的民族主义是自身所需要的，这是最重要的。第二，莫迪总理上台以后，印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在于政府提出“Akhand Bharat”概念，即塑造“统一的印度（United India）”。很多人认为这是以印度教为主的概念，但事实上，这是从印度历史中遗留下来的文化思想。她解读这个概念本身的两层含义：一、“谁是印度人”，即拥有印度公民身份的人；二、“谁不是印度人”，即被印度认为的“外人”，包括移民、侵略印度的人，例如印度人认为英国人不是本地人，因此他们不是“Bharat”的一部分，而现在莫迪政府要做的是分辨谁是“印度人”，谁是“外人”，在此基础上塑造统一的印度认同。在这些问题中，康婧博士认为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莫迪政府提出了积极的治理和发展政策，类似于中国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口号；第二，怎样去发展？这要求有一个统一的印度，但“统一”的概念在印度国内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因此需要思考，到底是谁在发展，即：是印度教的发展还是所有民族统一的发展。

康婧博士详细介绍了印度以种姓制度为基础的社会体制。她认为很多人对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Caste System）”存在误解。种姓制度是三千年以前设立的，最初是相当完美的，但现在很多人并不这么认为。起初，印度传统社会中的种姓不是按照血统划分的，而是依据个体“所做的事”（ Karma）及自身所必须承担的责任（Dharma）来决定的，这两者成为影响个人种姓高低的重要因素。种姓之间出现歧视、不平等状况是后来发展的结果。起初，虽然十分困难，但是种姓层级之间可相互变动，一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种姓。但是，也要看到这样的社会事实：如果父母为低种姓，其所具有的秉性及接触的社会资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能从首陀罗变成婆罗门的人非常少。所以，现在种姓变成由一个人的出生来决定。

目前，印度政府针对消除“种姓制度”带来的社会隔离和社会歧视出台了一些政策。1947年印度独立后，1950年宪章即确定个体之间没有任何区别，都应被平等对待，并尝试在工作、教育等领域为低种姓及其他弱势群体保留一定席位。1954年，印度教务部提出应该为低种姓或“落后群体”保留20%的席位；1982年扩展为15%为低种姓的人保留，而7.5%为“落后部落”的人保留；1989年，除低种姓和“落后部落”之外，还为“其他落后群体（Other Backward Class）”增加了27%的席位。但这只是大体数字，实际上在落实的过程中每个邦又有不同的政策，有些邦的保留席位已经超过了50%，例如泰米尔邦，保留席位已经达到了69%（而按照印度最高法院要求，保留席位不应超过50%）。

图2:讲座现场

康婧博士对莫迪政府上台后的一些政策举措进行了介绍。一些人觉得莫迪上台后印度社会某些矛盾渐趋激烈，而康婧博士并不这样认为。她以莫迪上台之后的宪法修正案为例，如2019年第124条宪法修正案中，莫迪政府提出应该为贫困和低收入人群多保留10%的席位。康婧博士认为，这一举措将使更多人受益。例如生活在城市，每年收入达不到80万印度卢比（约合78848元人民币）的家庭，可利用政府保留席位找到工作；如生活在农村地区，一个农民家庭的土地达不到5英亩（约合30.35亩），也可以利用这10%的席位谋求生计。在国家体制方面，设置了社会公正与权益部（Ministry of Social Justice and Empowerment）和部落事务部（Ministry of Tribal Affairs）负责执行这些政策，其中前者主要担负提供社会福利、保证社会公正、弱势群体保护、低种姓人群管理的职责。这两个部门之外还有 “落后阶层” 国家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for Backward Classes）、部落发展规划国家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for Scheduled Tribes）来保护人们的权利。此外，每个工作单位还设有平等就业办公室（Equal Opportunities office）。印度国内讨论认为政府应为相对弱势的群体保留一定社会席位来促进他们地位的变化，借此消除数千年种姓制度带来的社会隔离和歧视，故国家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并期待其社会地位有所上升。

除此之外，莫迪政府还为弱势群体提供奖学金及技能培训鼓励其上学或找工作。2016年，莫迪政府成立国家弱势群体保障中心（National SC/ ST hub），共投资490亿印度卢比（约合4.85亿人民币）支持落后地区发展并期待他们具有创新力。这些资金以贷款形式发放，人们可以使用贷款开小商店或小工厂。另外，印度政府曾规定，所有国有企业或部门，购买东西时须从这些小企业当中购进。但实际上，这些小企业并没有得到真正发展。2012年，为了进一步扶持此类企业，政府规定国家或企业采购必须有4%来自于此类企业。2016年，莫迪政府还推出“印度站起来”计划，要求印度所有银行为弱势群体和妇女提供100万到1000万卢比不等的贷款（约合人民币98500元到985000元），以此扶持弱势群体，提高其社会地位。康婧博士认为，莫迪政府的连任，使得印度政府处于稳定的发展阶段，有助于这些政策的贯彻实施，她强调，到2032年，印度经济总量将达到10万亿美元，政府将有更大的能力去做这些事。

除此之外，康婧博士还就印度东部地区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她提到，印度正在东部地区进行更多的基础建设，以便连接越南、缅甸、泰国。以前印度有“向东看”的提倡，现在已经有“向东动”的意思。有学者提出其向外看的同时还需连接自身文化，实现“一个地区一种文化”。最后，反恐、反极端主义、反分离主义思想等也都是莫迪政府所提倡的，他们认为印度不仅需要民族的统一，更需要国家的统一。

讲座结束，康婧博士与现场师生进行了精彩的讨论。双方就莫迪政府“United India”在国内外的反应、种姓制度在现实中的表现与未来发展趋势、优惠政策实施的效果、印度教与多元文化、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在社会中的联系与区别等诸多问题展开了讨论。

最后，刘湘晖老师代表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对康婧博士进行感谢，感谢其为大家带来的精彩讲座。

图3:现场师生与康婧博士互动交流

 

整理人/2016级民族学硕士鱼耀

图片/张金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