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6日下午，由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举办的“当代伊斯兰：机遇与挑战”系列讲座的第四场在中慧楼第一会议室举行。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杨桂萍教授应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丁宏教授邀请，做了题为《当代赛莱菲耶的全球发展及其对中国穆斯林的影响》的讲座。本次讲座由丁宏教授主持，相关专业的师生们前来聆听。
讲座开始前，丁宏教授感谢杨桂萍教授为师生们分享来她的实地调查，并带来她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成果梳理总结后的专业研究。丁宏教授还介绍了主讲嘉宾：杨桂萍教授是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的教授，最近正以文化使者的形象出席并参与一些活动，她多年一直从事中国的伊斯兰教研究，并出了很多的成果。丁宏教授指出本次讲座主题涉及到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宗教研究中一个比较“敏感”的领域，希望借此机会能在学术层面上有所探讨和交流。
接下来，杨桂萍教授从五个方面展开讨论：当代赛莱菲耶的思想谱系及其全球发展的背景，赛莱菲耶的教义、教法思想和政治取向，当代赛莱菲耶的发展走向，对赛莱菲耶的几点反思，当代赛莱菲耶对中国穆斯林的影响。
首先，杨教授谈及了赛莱菲耶(al-Salafiyyah)的概念及其思想谱系。赛莱菲耶源于“纯洁的先辈”一词，它不是19 世纪晚期才出现的宗教社会现象，最早可追溯到伊斯兰教早期的圣训派，其强调圣训研究，以清除伊斯兰教中日益增长的非穆斯林成分。赛莱菲耶要求追随者必须像虔诚的前辈那样严格行事，其行为与思想应完全符合伊斯兰教的经典精神，严守先知穆罕默德时代、再传弟子时代及三传弟子时代的伊斯兰教。赛莱菲耶不是一个统一的运动，也不是单纯的宗教或文化现象。她指出，有学者把赛莱菲耶看做与穆斯林兄弟会、泰布利哈（Jama’at al-Tabligh）、严格的罕百里派、迪尔班德(Deoband)等齐名的当代伊斯兰运动中的一个；有学者把十九世纪后期由埃及穆罕默德·阿布杜（1849-1905）、波斯的贾玛鲁丁·阿富汗尼（1839-1897）和叙利亚的拉希德·里达（1865-1935）领导的改革运动看作赛莱菲耶运动，把创办于1867年的迪尔班德，及形成于1934年的泰布利哈（Jama’at al-Tabligh）看作当代的赛莱菲耶。杨桂萍教授指出，赛莱菲耶的思想谱系很清楚，可以追溯到“前三代”。但对前三代的说法是有争议的，前三代是指先知（穆罕默德）—先知弟子—再传弟子。从宗教取向上看，赛莱菲耶的思想谱系为：前三代—13世纪的伊本·泰米耶—18世纪的瓦哈布—阿尔巴尼、本·巴兹、乌赛敏；从政治角度上看，赛莱菲耶的思想谱系为：前三代—伊本·泰米耶—毛杜迪—库特布和穆兄会，还包括现在所谓的新赛莱菲耶，即基地组织以及ISIS，在思想谱系上它们都是一脉相承的。然后，杨教授通过四个比较重要的事件——1967年第四次中东战争、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1991年美军借道沙特军事基地与联军打击伊拉克、2003年伊拉克战争，讲述了当代赛莱菲耶在全球发展的背景。接着，她指出学界及社会各界对赛莱菲耶存在的三个认识误区：第一，聚焦当代赛莱菲耶运动及不同的赛莱菲耶团体的政治层面而忽视其更为根本的教义思想、教法主张及特点。实际上赛莱菲耶的政治主张不一：有的积极参与政治，有的拒绝卷入政治；有的主张武力革命，有的采取合法手段参与政治；有的支持本国政府，有的反对本国政府。第二，把当代赛莱菲耶的广泛传播和较大吸引力归因于沙特阿拉伯的经费支持，实际上赛莱菲耶团体的许多捐款不是来自沙特，而且有一些赛莱菲耶追随者敌视沙特王室的统治和政策。第三，把国际赛莱菲耶与中国赛莱菲耶视为具有相同内涵与特点的思潮和运动。而实际上，中国的赛莱菲耶不具有政治色彩，但它与国际赛莱菲耶具有宗教上的联系。
接着，杨教授论及赛莱菲耶的教义、教法思想和政治取向。对赛莱菲耶产生重要影响的代表人物伊本·罕百勒( 780—855) 、伊本·泰米耶( 1263—1328) 以及18 世纪在阿拉伯半岛纳季德地区出现的改革运动瓦哈比主义，都强调严格的一神思想，把“认主独一”作为伊斯兰教的核心信条，号召穆斯林回到《古兰经》和“圣训”，坚持经训的字面意义。接着，杨教授进一步讨论了四位对当代赛莱菲耶有影响力的人物，分别是伊本·泰米耶、哈桑班纳、毛杜迪和赛义德·库特布。进而从五个方面总结了赛莱菲耶的教义思想、教法思想和政治取向：第一，主张回到“纯洁的先辈”即前三代穆斯林的信仰和实践中；第二，强调“讨黑德”(Tawhid，“认主独一”) 的独特内涵。秉承伊本·泰米耶的思想，把Tawhid分为信仰和行为两个方面——“认主独一”(Tawhid Al-Rububiyyah)和“拜主独一”(Tawhid Al-Ulubiyyah)，包括真主美名和属性的独一(Tawhid Al-Asma’was-Sifat)；第三，强调天启，强调教义的纯洁性和文本经典的字面意义，并依照赛莱菲耶的原则解释经训，反对解释《古兰经》中的隐秘经文，声称《古兰经》和逊尼派的权威圣训可以有效引导所有时代的穆斯林，谴责信仰和实践上的革新(Bida’)；第四，只承认《古兰经》、先知的“圣训”(逊尼派权威圣训集)和先知弟子的公议(Ijmar)为权威，当前三辈对同一问题有不同解释时，以《古兰经》和“圣训”为标准，选择证据充足、解释正确者遵行；第五，强调真正的信仰由内在的信仰和外在的行为共同构成，故此非常重视礼拜和斋戒，指责不守五功的穆斯林为“不信者”（kafir）。
然后，杨教授从三点谈及了在“阿拉伯剧变”后，赛莱菲耶政治化、激进化的政治走向：2009年前非政治的、宗教取向的赛莱菲耶居主导地位，不参与政治、谴责暴动，把革命视作伊斯兰的敌人；激进的赛莱菲耶影响扩大，与之伴随的暴力恐怖活动增多；“网络吉哈德”的负面影响引起广泛的关注。
基于上述内容，杨教授提出了几点对赛莱菲耶的反思：第一，宗教不是包罗万象、亘古不变的能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第二，沙里亚（伊斯兰教法）不等于启示，不是超验真理的源泉。沙里亚中的社会立法有时代性、局限性，伊斯兰世界在教法领域的改革成就应该肯定；第三，Ijtihad（“创制”，即根据伊斯兰教立法原则提出个人意见）在教法、道德、宗教思想中的重要性；第四，Taqlid（塔格里德，意为“对权威的无条件承认或模仿”）、经注学、圣训学、法理学、教义学和哲学知识的重要性；第五，把乌玛作为动员大众的资源和工具，忽视伊斯兰世界的异质性；第六，宗教独断和政治独断的危险，摒弃独断论；第七，尽快解决伊斯兰世界的严峻的社会问题。
最后，杨教授从赛莱菲耶在中国兴起的两种类型和教派关系两个方面论及了当代赛莱菲耶对中国穆斯林的影响。赛莱菲耶在中国兴起的两种类型：一是留学回国人员和朝觐者将国外赛莱菲耶带入西北、西南地区，通过建立清真寺、阿拉伯语学校、出版书籍、建立网络等形式传播赛莱菲耶思想；二是中国穆斯林通过认真学习《古兰经》和“圣训”，认识到当地流行的宗教习俗偏离了《古兰经》和“圣训”的教导，自发呼吁消除不符合伊斯兰教教义教规和经训教导的习俗与传统，尊经革俗，正本清源。在教派关系上，总体上看中国各地的赛莱菲耶与其他教派虽来往不多但彼此互不干涉。但在有些地方，有的赛莱菲耶强调自己是正统，批判苏非门宦，批判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宽容度低，与格底目、伊赫瓦尼派及门宦的关系紧张。在甘肃、宁夏、陕西、云南等地，赛莱菲耶经常与当地的阶层分化、民族纠纷、家族利益纷争等问题密切关联，其内部常常因信仰或利益问题分化，故在中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呈多元分化的复杂态势。各种渠道刊行的书籍、光盘、磁带以及多种多样的网络资讯，对赛莱菲耶的传播发展与分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纵观当代世界全球化、宗教国际化和网络化发展及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赛莱菲耶对中国穆斯林的宗教影响是实在的。
此后，杨桂萍教授就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的中国化经验进行了讨论，强调中国化的伊斯兰教在中国是伊斯兰教的主流，居于主导地位，不能因为在某些方面出现了赛莱菲耶的追随者，就对中国伊斯兰教产生质疑，一定要有清醒、准确的判断。随后，杨教授又与在场的同学进行了互动。
讲座结束后，丁宏教授再次感谢杨桂萍教授为大家梳理了赛莱菲耶发展的整个脉络，令大家受益颇深。同时，她也指出中国社会宗教的特殊性使得中国社会在一神教这种制度性宗教的管理上缺少一定经验性，而这种经验性可能也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整理人：2014级民族学硕士生李修贤；图片提供：2014级民族学博士生 马永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