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学术讲座
讲座纪要:“当代伊斯兰:机遇与挑战”系列讲座(六):“宗教与政治:当代伊斯兰教教派问题及其反思”

      2016年5月20日下午,由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举办的“当代伊斯兰:机遇与挑战”系列讲座第六场在民族博物馆二楼放映厅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王宇洁教授应丁宏教授邀请,做了题为《宗教与政治:当代伊斯兰教教派问题及其反思》的讲座。本次讲座由丁宏教授主持,相关专业师生前来聆听。

      王宇洁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宗教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统战部专家咨询组成员、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工作专家库特聘专家,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东学会常务理事。丁宏教授指出本次讲座主要是为了梳理当前伊斯兰教教派的相关问题,而在任何一个宗教中都能看到不同教派的分化和纷争,伊斯兰教的教派也展现出这样的复杂性特点,希望能通过此次讲座让大家更加清楚了解到伊斯兰教的教派问题。

      讲座开始前,王宇洁教授指出,本次讲座主题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如何在教派研究的背后看待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这也是当代伊斯兰教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必须客观认识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规模较大的宗教都是有教派的,因此对教派问题要有理性的认识,而不是做盲目的价值判断。

      讲座一开始,王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伊斯兰教的诞生及其发展至今日的规模。接着,她就伊斯兰教历史上的教派问题展开讨论。伊斯兰教教派的出现,是基于632年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的继承权之争。自从教派产生之后,教义教理的争论就一直存在,并且在一定历史阶段,教义教理问题还成为一些伊斯兰国家政治斗争的工具,这可以历史上的法蒂玛王朝和阿拨斯王朝争端为例。教派的分化在历史上曾作为不同国家权力斗争的工具反复出现过,但教派之间的冲突并不是历史发展的核心问题。实际上,什叶派穆斯林与逊尼派穆斯林也是可以和平相处的,并非如一些人所说的是对立或“你死我活”的,以奥斯曼土耳其为例:在帝国统治下,存在着民族多样性和宗教多样性;又如“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中世纪阿拉伯帝国开展翻译介绍古希腊和东方科学文化典籍的大规模、有组织的学术活动),也表现出宗教多样性特征。教派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只是一个小问题,帝国的体制是可以容纳多样性的差异,但统治阶级的偏好实际上也确实可以影响教派的发展。

      王教授指出,历史上的教派问题并非如当前所看到的突出。我们必须客观认识到伊斯兰教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例如不同教法学派间互相学习、互相妥协,不断论辩、论争的过程也促进了教派的发展。今天伊斯兰的宗教学术成果,并非某一派的单一成果,而是两派宗教学者、知识精英共同努力达成的。教法学中不同流派对事物的不同裁决实际上给判断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

      此后,王教授谈到了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的教派问题。她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讨论。第一,是近代阿拉伯世界格局的变化:“民族国家”的独立运动。中东国家的建国几乎均不足百年,新建立后的国家,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共和国体制、君主制),但都被纳入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下。伊斯兰国家已经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体系的一个部分。第二,20世纪中期(50-60年代)世俗化潮流对教派问题的影响:世俗化潮流淡化了教派问题,推动了教派问题的解决。伴随着世俗化的潮流,强调“普世主义”的思想也在中东有一定的流传。例如,埃及艾资哈尔大学宣布承认什叶派为伊斯兰教的第五大教法学派,使其与逊尼派的四大教法学派享有同等的地位,与此同时什叶派也表现出积极的回应;对教派的弱化,不仅表现在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也表现在什叶派内部——什叶派与逊尼派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差异也很大。王教授指出,世俗化潮流缓解教派之间的紧张背后也有政治原因,实际上折射出埃及与伊朗之间的关系——政治上共同利益的诉求带来的彼此之间差异的弱化。第三,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发生对教派格局的冲击:1979年发生了当代历史上重大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又称“1979年革命”)。伊朗的伊斯兰革命选择既不世俗化也不西方化的改革策略,这是对当时世界潮流进行的逆转,影响之大,其时代意义在于逆历史潮流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所呈现的是教派冲突愈演愈烈的格局。对此,她认为,伊朗伊斯兰革命不能完全说是政治的,其实也带有一定宗教因素。伊朗对什叶派人口占多数的国家或地区输出革命的举动(输出的不仅是思想,也是人员的、武装的)势必引发了中东地区有志于成为地区霸权力量的警惕。此外,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也成为了伊朗和沙特关系的扭转点,而沙特和伊朗也成为了什叶派与逊尼派为代表的国家,很多国家教派的恶化,与其背后的沙特、伊朗的各自支持密不可分。但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之后的矛盾冲突和激化主要表现在具体的国家内部,例如一国之内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小规模冲突。

      王教授又从“9·11”事件及伊拉克战争、“阿拉伯之春”后的教派问题角度对当代伊斯兰教派问题展开讨论。她指出,“9·11”及伊拉克战争的后果是什叶派在地区政治(伊拉克)中的崛起,与此同时,“什叶派新月概念”(由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2004年命名,当时他指的是伊朗、叙利亚和真主党之间的关系)的出现亦表明了什叶派势力的崛起。但应该认识到,什叶派与逊尼派的话语体系构建的背后,实际上蕴涵着更为复杂的地区政治、国际政治因素。另一个需要讨论的是2010年“阿拉伯之春”以来的教派问题。“阿拉伯之春”被认为带来了“激进伊斯兰之春”,在“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地区政治动荡与政权更迭给予了外部力量干涉内部的缘由。部分地区也被称为教派的练兵场,造成恶性循环。王教授指出,自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教派问题进入了阶段化的高潮。尤其“9·11”之后,演变为更大的矛盾和焦点,很多时候教派冲突也演变成了国家内战。“阿拉伯之春”以来的政治无序、冲突也再次成为了教派问题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王教授就“为什么中东地区的教派冲突频发”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第一,国家建设进程的受挫。当前中东地区各国都处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里,但该区大多数民族国家的形成都带有外力人为塑造因素(从西亚北非地图可看出),这些国家原有的结构经过西方的影响已经很脆弱,而新的结构又因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结果也很脆弱,在国家建设进程中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如民族、部落、宗教、种族等)。与此同时,近些年西亚北非的政治环境持续恶化,伊斯兰教极端思想发展愈演愈烈,传统的伊斯兰思想遭遇严重挑战;狭隘的教派思想占据了主流也导致了国家建设进程受阻。第二,次国家认同意识的挑战。中东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存在强烈的次国家意识。这些次国家意识在中央的权力弱化时,会有取而代之的情况。大部分国家的宗教、种族、语言都是非常多样的,次国家认同意识一直在挑战脆弱的国家结构,导致这些国家的凝聚力形成比较艰难,特别是当这些国家丧失了“强权统治”之后,次国家意识就会出现,这在中东很多国家表现的很明显,例如中东国家内部的教派、民族身份,对国家统一造成极大挑战,教派身份成为争夺自身利益的标志。第三,跨国宗教意识形态的影响。王教授指出了两种表现形式,一个是泛伊斯兰的影响,其最典型的表现为ISIS;另一个是什叶派内部的跨国宗教意识形态。什叶派经过长期历史发展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跨国宗教网络,例如基于宗教教义建立的师生网络,以宗教税收建立的宗教慈善网络等。

      最后,王教授对教派问题的研究及反思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对教派问题的研究不能人云亦云,需要具有独立思考精神。在今天,以宗教政治为切入点来看待伊斯兰,一定要保持客观理性。我们需要认识到什叶派与逊尼派内部充满多样性,因此对伊斯兰教的研究和看法应该避免在概念上的“全称”判断。尤其在今天的网络化时代,要用历史及理性的眼光,才能消除误解,促进对话,推进学术研究的发展。她指出,做出判断是很容易,但产生的后果却很难挽回。伊斯兰教研究,不仅是一个宗教学问题的研究,它应该涉及多学科多角度。随后,王教授又与在场的同学进行了互动。

      讲座结束后,丁宏教授再次感谢王宇洁教授为大家梳理了伊斯兰教教派问题及其历史发展脉络,她的讲座令大家受益颇深。

提问精选:

    提问:王老师您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是为什么在中东地区,在尊经传统和尊阿里传统这种斗争,土耳其可以做到相对成功而中东很多国家却不能,您怎么看?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什叶派的圣裔传统。我们知道在阿拉伯地区,有很多部落组织,“圣裔”传统恰好能够为他们的社会提供权威体系,在教派的争论中是否也意味着权威体系被打破了?

    回答:感谢你的提问,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每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有其历史原因,任何国家都有其历史文化遗产,以及在历史进程中关键性的人具有一些决定性作用。其实土耳其人并不觉得他们成功,对于土耳其人来说,成功意味着保留奥斯曼土耳其遗产,实际上他们认为自己是失败的,如果说成功,伊朗可能相对其历史来说是成功的。从另一方面来谈,土耳其相对的成功是因为其发展稳定。西方学界认为,自凯末尔以来的土耳其,是一个现代化的伊斯兰国家典范,但对于土耳其自身来说,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其在地区霸权的强势,有其大突厥、大奥斯曼情绪。

    第二个问题,关于圣裔权威。圣裔传统在波斯和阿拉伯的文化里是很有影响的。在很多阿拉伯部落里,圣裔具有权威性,但是就现在看来,圣裔更多时候已成为了一种象征性的头衔。实际上,是否所有的赛义德都能够掌握权力,是很难说的。

(整理人:2015级博士研究生 马文婧;  图片提供: 2014级民族学博士研究生 马永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