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丝路文明”系列讲座（一）：
“土耳其的‘世俗’论题：历史与争议”讲座纪要
2017年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昝涛应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邀请，做了题为“土耳其的‘世俗’论题：历史与争议”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是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对话丝路文明”系列讲座第一场，由丁宏教授主持。
首先，昝涛老师就本次主题的时代背景做了介绍。“世俗主义”（laiklik）在土耳其有革命性和斗争性的一面，而这恰恰是公众的焦点。土耳其作为穆斯林占据人口总数90%以上的国家，在民族意识觉醒、独立、改革与现代化方面，长期被西方、东方以及中国视为先行者和榜样性的国家。然而，最近关于土耳其“世俗主义”的问题引起了各方注意——即土耳其是否又要“变色”？各方关切的对象包括“恐怖主义”、“政治伊斯兰”在土耳其国内的发展以及土耳其国内的公投、修宪等事件，折射出对埃尔多安政权的“忧虑”。当前，国际上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为西方媒体，土耳其当地媒体的报道大多数也仍在西方的思想范式下对上述问题进行理解。在媒体影响下，各方开始担心土耳其会变成一个伊斯兰宗教复兴下极端思想占据主流的教权国家。土耳其现行宪法为1982年时制定的，反映了当时军政府意志的宪法，其中有些条款已不符合土耳其当下的价值观。因此，修宪在土耳其是有共识的，并非如有些人所说的是由一个政党进行操控的政治话题。
接着，他对土耳其“世俗主义”思想来源的历史脉络进行了讨论。在土耳其语传统中，没有“世俗”这一概念。“世俗的”在法语中是laic,在土耳其语中是laik， 即“非宗教的”，指的是摆脱宗教的束缚。基于与欧洲地缘、地理和人口结构之间的关系，这使得欧洲的一些思想比较早地来到了土耳其。由于法国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先进性”，法文的“laic”直接进入到土耳其语，至今已成为一个常用语。对于土耳其来说，早在“laik”思想引进之前，欧洲的启蒙思想就已开始影响到土耳其。
多次“俄土战争”使奥斯曼土耳其失去了大部分领土，其影响是土耳其开始考虑富国强兵。先是开始“军事现代化”。之后，针对帝国内部的多族群、宗教、语言、种族的情况，奥斯曼土耳其感到需要一些制度安排，于是转向管理制度的现代化——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规则等方面的建设。之后在发展的进程中，土耳其又意识到最根本的还是人的现代化。
追溯历史，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至1517年吞并阿拉伯地区，帝国领土急剧扩张。为更好管理国家使各宗教和谐相处，一般认为是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时期，开始形成“millet制度”。该制度对各教区实施自治，尽管对“有经人”进行政策性的眷顾，但“税收”仍是必要的，尤其是要收取一种特殊的“人头税”。
法国大革命之后，“人人平等”等新的政治原则开始进入奥斯曼世界，对于帝国的统治逐渐形成一种原则性的意识形态挑战。到了19世纪，奥斯曼土耳其迫于国际舆论压力和外国干涉，开始进一步改革，尤其是实行所有国民不分宗教、种族一律平等。实际上，这对于传统的伊斯兰原则来说，就是某种世俗化。虽然改革并不彻底，但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土耳其“世俗化”发展的方向。推动19世纪改革的大部分人都是从欧洲留学归来的具有外交官背景的新兴官僚阶层，由新的知识官僚集团推动变革，是这一时期的特征。至1876年，土耳其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宪法出现。但由于在当时的土耳其，大部分人并没有接受西方思想，改革受到了极大的阻力。制度上的改革并没有成功，一年后由于国内外紧张的政治局势，宪法被搁置。人们发现，一旦触及宗教与国家的关系，实力强大的保守派就会阻挠；另一方面，知识官僚阶层的权力亦是依附于君权。在西方化改革的同时，还出现了类似于 “中体西用”的改革主张，他们被称为伊斯兰现代主义，其思想至今影响深远。
19世纪末，新的推动改革的力量——青年土耳其人形成，既有知识分子又有青年军官。1908年青年土耳其人恢复了1876年宪法，1909年，掌握军事力量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又推翻了苏丹哈米德二世。开启了现代土耳其真正的“世俗化”历史进程，亦真正开始触及大量与宗教地位相关的议题，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层面的改革。同时，此一时期科学主义日益上升，对宗教的疏离日益明显。
“一战”之后，出身于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以军官阶层为主导力量的凯末尔党人占据了主导。《洛桑条约》后，土耳其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大权独揽的凯末尔党人采取了系统的改革措施，继承并发展了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事业。尤其是继续推动世俗化改革，将世俗领域从宗教控制下剥离出来。在意识形态上，伊斯兰被边缘化，甚至被污名化。新的民族主义是意识形态抬高“突厥”民族的地位，并倡行国父崇拜。
1946年土耳其开始走向多党民主制，在外交上由孤立政策走向全面亲西方。在国内，相对于知识精英而言文化程度较低的民众开始成为选票的持有者，在政治上日益显现其力量。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土耳其的对外开放，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代表新兴中产阶层和基层穆斯林利益与价值观的伊斯兰主义政党——繁荣党实力开始增强。1994年，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当选土耳其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市市长；1996年繁荣党上台执政，1997年被软政变推翻，1998年该党被取缔。2001年，繁荣党中以埃尔多安为代表的少壮派成立正义与发展党（AKP），第二年一举赢得选举，成为议会的第一大党，并掌握了单独组阁的权力。之后土耳其走的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道路。随着政权的牢固，代表了传统派利益的正发党开始利用掌握的权力，较为成功地排斥、打压了传统的、国家主义的世俗精英阶层，在衣着、饮酒等社会风尚上开始鼓励保守化，使得土耳其社会呈现向伊斯兰传统社会价值的复归。2016年的土耳其未遂政变后，埃尔多安集团的权力日益巩固。
换一个角度看，伊斯兰主义政党同样利用了西方价值观为自己辩护。在土耳其不只是加入欧盟进程被利用了；而且，他们攻击世俗主义为激进主义，说那侵犯了宗教自由，当前的土耳其围绕世俗主义的争论，就是在这个思想史脉络下进行的。
保守主义政党长期执政，土耳其的民心和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俗主义政党面对伊斯兰“符号”的态度也开始缓和，并不再顽固地一味反对，也开始学会讨好保守主义的民众，以期获得更多选票。随着正发党权力的巩固，一系列“讨好”保守选民的措施必然被实施，比如清真食品的标准问题、允许公立大学的女性佩戴头巾的问题，还有，在外交方面更多地诉诸于泛伊斯兰主义情感，支持中东各国的穆斯林兄弟会，等等。伊斯兰已经成为正发党和埃尔多安在国内外增强自身权威性的一种“符号”。
昝涛老师指出，正发党目前并没有在实质上改变土耳其的世俗主义。主要是在社会风气和执政精英的气质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于外部的观察者而言，这一变化一定会带来对土耳其世俗化进程的担忧，甚至认为这是土耳其保守势力的反扑和复辟。至于正发党人执政下的土耳其会不会走向彻底的伊斯兰化，他认为目前看不出这样的迹象，党派之间的竞争实质是权力的争夺，经历过凯末尔党人的世俗化统治之后的土耳其，基本不存在彻底伊斯兰化的可能性。从伊朗的经验来看，正发党的领导者在宗教上并没有权威，很难想象他们会将手中权力让渡给宗教权威。
最后，昝涛老师总结道：土耳其围绕世俗主义的争议，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因此，研究土耳其世俗化，要从奥斯曼帝国的政教关系、法国模式的影响以及当前的历史发展阶段来进行梳理。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救国党、民族秩序党、繁荣党、贤德党，到现在的正发党，可以看出土耳其的伊斯兰政党并不是完全反对世俗价值，也不是要使土耳其走向“伊朗模式”。他们要妥善处理凯末尔主义世俗化的政治遗产。这些政党代表了基层的民众理论在政治上的崛起，同样也是诉诸于美好生活、信仰自由、国家强盛等价值和政策，所谓的世俗主义与宗教保守主义之争，也内含了不同的社会集团在新的政治经济秩序下的利益竞争。
讲座结束后，昝涛老师与在场的师生就土耳其人口结构的历史变迁、“世俗主义”的问题进行了互动与讨论。丁宏教授再次感谢昝涛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精彩演讲。
文/海璐 图/马永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