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5日，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副教授张中复，应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邀请，在我校做了“民族志研究者的自我认知与反思——甘宁青田野工作的回顾与期许”的主题讲座。此次讲座由丁宏教授主持，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米寿江教授评议。张中复副教授结合自己的教学与研究经验，从自身与“回族学”相关的人生际遇与西北情结讲起，来分析“回族学”在民族学与人类学中的研究价值与意义，进而讨论民族志研究者的自我认知与反思。
图1：张中复副教授讲座现场图
讲座开始，张中复副教授结合民族学人类学教学及研究特色，分析身处其中的研究者与该学科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民族学与人类学的训练至少能提供其他学科不易发挥的教学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族群文化观的专业与多元认知中；（2）“易位思考”取代“本位思考”的自我学习与观察能力，培养从研究对象身上探寻其知识体系的能力，避免主观角度过度阐释；（3）田野研究对于成熟人格养成与规范处事原则的潜移默化和认知成效有一定成效。此外，还强调有效的田野工作对于民族志研究来说至关重要。
张副教授认为，伊斯兰在中国的发展存在在地化（Localization）与族群化（Ethnicization）的互动。因此，在对中国穆斯林群体进行研究和观察时，不能忽略其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要关注历史概念在其中的意义、存在与延续。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受到西方学科传统的影响，较为重视当代的在地观察，但是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与历史认知紧密相连，即历史文本在当代仍旧在被呈现。因此，我们要将历史脉络与当代结合，以此对未来发展的趋势做三者兼顾的理解。他认为，伊斯兰在中国的在地化与族群化的发展历程，始终与华夏社会和汉文化形成长久互动、互为表里的共生（Symbiosis）形态，这势必成为观察穆斯林的历史进程及其日后永续衍生的必要背景因素。因此，伊斯兰与回-穆斯林在中国的发展，及其展现在文化变迁、社会适应与族群认同等三个面向上的多样性，是很难用一个深广兼具的概念来呈现“中国伊斯兰”与“中国穆斯林”现象的完整性意涵，以及提出地区发展差异中具备代表性的结构性意义及其诠释观。
“回族学”在民族学与人类学中的研究价值与意义如何？张副教授总结为：（1）作为中国境内除汉族之外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回族在中国民族“实验室”里可以提供与各地非汉族、其他少数民族的互动模式研究中包含的中国族性（Ethnicity）研究的“试管效应”；（2）伊斯兰文明作为中国文化性的重要组成元素，其在中国一千多年来的生根与发展定然存在一种稳定的结构机制，其研究有助于检视中国族群文化多元属性与文明性的发展适应机制；（3）提升穆斯林族群在“华夏边缘”论述建构中的诠释地位；（4）“回族学”研究有助于反思中国伊斯兰在世界伊斯兰体系（Darul-Islam）中的重要性和关键角色。公元七世纪以来，伊斯兰文化向外发展开始全球化进程，但是其内部全球化现象同样存在。其内部的全球化与近代欧洲全球化现象虽有重叠，却不全然相同。以研究西方国族主义的学者EenestGellner在《穆斯林社会》（Mulim Society，1981）中的观点为例，他认为“与基督教不同，伊斯兰的一神教信仰社会没有严谨的世俗化教权阶序下的宗教体系，但其仍须通过知识精英、基层宗教组织与穆斯林社群维系成一个共存性的发展事实”。但是，张副教授认为此种观点在诠释中国西北的门宦现象时却不具有说服力。因此，对中国穆斯林社会进行研究时，如何接受与修正西方学界的一些概念与认知，亦值得我们思考。
上世纪八十年代始，随着“伊斯兰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Islam/Islamic anthropology）这一概念被提出，出现了很多相关研究著作，如《面向伊斯兰人类学的定义、教义与方向》（Toward Islamic Anthropology Definition, Dogma,and Directions，Akbar S.Ahmed，1986）、《伊斯兰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lslam，Gabriele Marranci,2008）、《伊斯兰人类学的理念》（The Idea of an Anthropology of Islam，Talal Asad,1986）及《现代伊斯兰的人类学》（「近代イスラームの人類学」，大塚和夫，2000）。通过以上著作可以看到，全世界十多亿的穆斯林在伊斯兰人类学知识体系的构建中存在“被缺席”现象，在对其族群、文化、社会等一系列概念及理论体系构建时看不到典型的、以穆斯林生活为导向的经验法则。因此，在对伊斯兰人类学的发展趋向关注的同时，应站在伊斯兰文化主体性的文化事实上检视西方为导向的人类社会文化及族群体系中的对话功能。民族学人类学在当代的发展，本就是“本位”与“非本位”的交互过程，其传统虽为“他者”的思考，但“自我”与“他者”的界定不局限于民族身份，而应以知识体系划分。局内人（Insider）的观点并不能简单的被视为“自我民族主义”，伊斯兰人类学研究应该发出“局内人”的声音。同时，伊斯兰人类学研究中有以下三点值得关注：（1）就所有的理论性分析而言，伊斯兰自成一个独特的规范体系；（2）伊斯兰人类学家从许多报导人那里，得到被认定为伊斯兰的异质性资料，来标记其对伊斯兰的认知；（3）伊斯兰是由不同面向的社会生活经由历史的积累所组合而成的。
结合在甘宁青地区的田野工作经验，张副教授认为中国西北回族穆斯林是一个教派多元的文化呈现，且因此呈现不同的样貌和本质。如，一些人教派意识超越穆斯林民族意识，“我群观”与“异群观”的认同标准因教派表现出差异；婚姻、丧葬、宗教仪式与节庆间存在必要的区隔；清真寺、道堂、拱北等宗教场域的绝对属性；信仰本质的纯化与自我优越意识的投射。就观察西北多元教派现象当代反思来看，宗教文化的多元主义十分清晰，但是不能否认，多元教派亦使穆斯林社会内部裂解；同时存在宗教世俗化与现代化冲击的互动性，主要表现在西北传统封闭性与“三道防线”（婚姻、饮食及丧葬）之间的持续依存；教权转移所引发的教争现象与社会稳定；偏激教派中心思想的我群意识及其负面传播。这是值得民族志研究者关注的面向。
基于以上研究经验，张中复副教授以此分析民族志研究取向的自我评估与期许，认为应对田野工作者的角色如何认定，对研究者“自我的身份”与“他者的视野”有必要的认识与反思。他引用蔡元培先生的观点说明这个问题：蔡先生在其《说民族学》一文中写道：“民族学是一门对于民族从事‘记录’与‘比较’的学问。”其中，“比较”并不局限于比较研究，而是指比较民族志研究者本身已经存在的先验式的价值观、文化观与族群观与多重价值观。那么，如何在从事客观的“他者”研究时如何对两者做一个有效的区隔，使其有效的共存，并且有效的凝聚起来？他认为，在当代复杂研究环境下，作为民族志研究者可以从以下几个途径对“自身经验”的投射与体会进行修正：（1）自我文化和族群属性的反思；（2）个人价值和群己关系的体认；（3）学习经验和学科训练的形塑；（4）职业参与和社会经历磨练的影响。此外，田野工作不能仅仅依靠于“自身经验”，还要对“在地经验”进行认知和建构。而后者应该（1）分清研究者“他者”的角色特征的自觉性；（2）分辨研究物件“展演”内容的原生性和建构性；（3）归纳田野信息“学科属性”的内涵和意义；（4）规划民族志书写“问题意识”的导向和分析结构。此外，张副教授谈到，作为一个来自台湾的汉族学者，他从1990年开始在内地甘宁青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相关研究，期间多次受到在地少数民族研究者及少数民族群众的协助，才能获得如此丰厚的调研成果。因此，他强调，不管是作为民族志研究者或是教学工作者，都要对提供相关帮助的报导人心存感激。
通过上述分析，张副教授指出，目前学术界类似于“…凡问题足以伤民族之感情者，不研究不为陋…如…汉回问题种种，研究出来，于民族无补而有损者，置之可也。（1946年6月23日陈垣致陈乐素信）”的“因噎废食”的观点仍旧存在。他认为，正是由于存在问题，相关研究才显得更为重要。结合具体的文化情境中非穆斯林对于穆斯林的认知，他指出，民族志研究者要自觉地打破文化族群从无知、误解到理解，从刻板印象、偏见到歧视的过程中存在的症结。结合中国伊斯兰研究，他认为要避免将其与西方普遍流行的“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c）”做比较。西方伊斯兰恐惧症源于近代欧洲难民移民所带来的文化区隔及负面互动，但中国回族并不是新出现的移民群体，其本土化与在地化现象已经延续了一千多年，其生存环境亦不等同于西方、欧洲或者美国的“熔炉”社会。因此，在对中国非穆斯林与穆斯林群体互动进行研究之时，对此概念的使用需谨慎。
由此，张副教授总结到，民族问题与冲突的民族学解决之道的基本面向可以回归到文化变迁、社会适应与族群认同。民族志研究者，尤其是其中的回族研究者，不管民族身份如何皆应该在当代剧变的形势之下，寻找“自我认知”与“田野建构”两种思维模式之间的自我调试机制。
米寿江教授对张中复副教授的演讲内容做了精彩评议。他肯定了张副教授对于西北穆斯林社会的研究成果。他认为人的行为模式与其思维惯性相关，由此产生的行为惯性很难改变，民族志研究者亦如此。张副教授本着对民族志研究的极大热忱，一直以客观、中立的观点对西北社区进行研究，不拘泥于陈旧的刻板思维方式。结合宗教学研究的传统，他指出我国宗教学研究应该如实的反应我国宗教发展的社会事实本身，明晰其“是什么”、“为什么”，而不应该过度关注“怎么办”，民族志工作者同样应该如此。不管是作为“他者”——非穆斯林，还是作为“自我”——西北回族地区的穆斯林，都不一定能完全读懂西北回族穆斯林的经历与情感，又因中国回族分布在广袤的土地上，其群体内部存在着异质性，因此概念认知与田野工作中的穆斯林定存在着很大差异。此外，在发达的网络信息带来资源共享、碎片化与快餐化的田野工作逐渐成为主流的今天，民族学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不仅要有“自我”反思，也要倾听与尊重研究对象，切切实实且细致地深入田野，为研究工作提供翔实的档案资料。
图2：张中复副教授讲座现场图
最后，张中复副教授与在场师生就讲座主题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互动与讨论。丁宏教授再次感谢张中复副教授为大家带来的精彩演讲。
整理人/2017级民族学博士研究生海璐
图片提供/2017级民族学硕士研究生张濛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