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学术讲座
讲座纪要|“边疆论坛”系列讲座(一):“亚欧空间的多重整合”

    2018年3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新疆智库办公室主任邢广程研究员,应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邀请,在我校做了题为“亚欧空间的多重整合”的学术讲座。此次讲座是“边疆论坛”系列讲座第一讲,由丁宏教授主持。

图:在讲演的邢广程研究员(张濛雨供图)

    讲座开始,邢广程研究员首先对两个关键概念——“亚欧空间”和“多重整合”做了界定。通过对“泛亚欧空间”“亚欧腹地”“中亚/大中亚”“西域”等概念的逐一阐释,邢广程研究员强调其提出“亚欧空间”这一概念,是为了与西方学者惯用的“欧亚空间”相区别,尝试从亚洲视角看这一区域。其中,“泛亚欧空间”指包含北非在内的亚欧大陆;“大亚欧空间”指代一个完整的亚欧空间,其范围囊括中国到西欧。由此,亚欧(欧亚)空间(腹地)实则有两种理解:一种指代大亚欧空间,另一种则指代原苏联区域。谈及“中亚”区域也存在两种理解:一种是指中亚五国,另一种是指代“大中亚”概念,在地理范畴上主要指涉今天的中亚五国、巴基斯坦、阿富汗以及新疆、蒙古、俄罗斯的部分区域。“西域”又分“大西域”和“小西域”。前者指代历史上嘉峪关以西包括欧洲、非洲在内的地方,后者仅指代今天的新疆。由此,邢广程研究员在讲座中所指涉的“亚欧空间”,其范畴为“亚欧腹地”,即以上分析的“中亚”或“大中亚”的概念,聚集点放在中亚五国与新疆。“多重整合”又可解释为复数整合,即多层面、多形式的整合。邢广程研究员强调,“整合”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学术概念,是一个中性词。依据整合的不同力度,又可将其分为“硬整合”和“软整合”:前者多指代运用武力、战争方式对某区域进行统治;后者多侧重以文化的方式对某区域进行整合。整合形式也是多样的,除武力整合、柔性整合外,还有贸易整合(如丝绸之路)、制度性整合(如中国上海合作组织、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等。

  

图: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丝绸之路路线图(邢广程研究员供图)

   

    结合具体案例,邢广程研究员对不同时期发生在亚欧大陆上的各种形式的“整合”历史进行了梳理。

    在“硬整合”方面,亚欧空间曾发生过五次整合,分别是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波斯帝国、公元前334-323年亚历山大帝国、唐朝、元朝以及沙俄时期。由于帕米尔高原的阻挡,波斯帝国和亚历山大帝国对亚欧空间的整合过程均止于中亚;唐朝作为东方对亚欧空间整合的第一个帝国,通过建立安西都护府来管理中亚;元朝时期,成吉思汗以最强劲的手段对亚欧大陆进行了整合,在这个过程中,马镫的发明改变了战争的形态,对其整合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沙俄是最后一个对亚欧空间进行整合的帝国,对西伯利亚和远东进行了吞并,进而对中亚进行了控制。通过以上分析,邢广程研究员指出,在不同时期的整合过程中大国博弈和碰撞成为常态。古代时期,中亚草原出现了突厥、吐蕃、唐朝三足鼎立局面,加之之后的阿拉伯帝国(即“大食”),中亚地区成为了大国博弈的中心地区。时至近代时期,俄国和英国在亚欧腹地的博弈更为激烈,以欧亚大陆为依托,俄罗斯遏制英国染指中亚地区,英国则阻止俄国向南亚地区渗透,两国为了控制中亚用了上百年的时间。此外,中亚区域历史上不同的帝国和政权,例如花剌子模帝国、帖木儿帝国、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及浩罕汗国等也对亚欧空间进行了不同力度的整合。

图:在南睿楼4-2听讲座的师生(张濛雨供图)

    邢广程研究员进一步分析到,从西汉政权在河西走廊地区设立四郡、唐朝与阿拉伯帝国之间的怛罗斯战役,直至清朝疆域的扩展、近代以来新疆地区成为英俄等大国博弈的对象,我们可以看到,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西域地区作为大中亚地区地缘结构中的重要一环,也历经了不同时期以中原王朝为主导的整合历程。但是,从以上整合过程中,可以清晰看到从公元前60年中原王朝就开始直接治理新疆地区,伴之而来的是民族的迁徙与交融。

    在“软整合”方面,以宗教文化整合和当前对于亚欧的制度性整合为主要整合手段。就宗教文化而言,中亚经历了从“原始宗教”到“以佛教为主要宗教,多种宗教并存”、再从“以伊斯兰教和佛教为两个主要宗教,多种宗教并存”向“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多种宗教并存”局势的转变。这一转变可看做是从东到西的“突厥化”过程,从西到东的“伊斯兰化”过程,伊斯兰教并没有随着阿拉伯国家灭亡而消失,而是沿着“丝绸之路”一直往东传播。

    除了宗教文化整合之外,当前对于亚欧的制度性整合主要出现了欧盟/北约东扩、北约东方合作伙伴计划、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大欧亚伙伴计划、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中亚联盟、中国“一带一路”等方案。以目前的国际形势来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整合亚欧大陆最有效的“软整合”方案。

    之后,邢广程研究员与在场师生就讲座内容进行了互动与讨论。

    互动与讨论:

    问题1:蒙古帝国时期马镫在战争中的使用被发挥到了极致,但是事实上马镫并不是蒙古人发明的。根据考古发现,在魏晋时期中原地带已经开始使用马镫了,是不是可以说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文明中马镫发明的时间更早?

    回答:你这样的想法是对的。在人类历史上,成吉思汗把马镫的战争效用发挥到了极致,推动了帝国的发展。我在一本书中曾看到过这样一种观点,虽然不同意作者的一些思路,但是很受启发。大家认为人类走在技术前面,实则不然,技术有可能起到对人类的颠覆作用。以美国为例,美国以后会衰落,衰落的原因在于互联网。美国想成为世界的中心,但是互联网具有一个去中心化的特征。

    问题2:中亚面对外部力量,又是作何应对,如何在博弈中寻求自身的发展?

    回答:依据当时世界格局来看,苏联是仅有的几个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的世界级大国。在中亚地区,成为苏联大国的公民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但是没想到苏联出现了颠覆性的错误,使得苏联解体。苏联解体是什么意思?苏联解体是三个斯拉夫国家(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乌克兰人)甩掉其他几个小国的过程。于中亚五国而言,他们对成为一个独立小国的公民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中亚国家被迫独立后,面临两大危机,一个是社会转型,一个是国家独立。独立就需要建设海关、军队等国家形态。面对这样的处境,这些国家就逐渐各奔东西,各自谋求发展。

在此过程中,闹了很多笑话。原来的中亚五国并非独立的国家,而是一个一个独立的省份。需要面临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人才匮乏阻碍了中亚国家与外部世界更畅通的交流。第二,中亚国家如何应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力量。苏联解体后,欧美大国纷纷开始承认中亚国家的独立,中国也在这一区域建立了使馆。中亚国家出于“摆脱危机”“过日子”“交朋友”的目的开始认识社会。中亚国家认识社会的速度非常快,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所以,我于1993年在香港出版了《崛起的中亚》一书。在书中,我这样描述,中亚国家虽然刚刚独立,但是这些国家知道善于利用大国的关系,来谋求自己的生存。在国内很多人不看好中亚的时候,我觉得中亚很有前途。

    中亚对世界的认知非常敏感。为了摆脱危机,中亚国家最先奔向的对象是西方,但是西方并没有对其实施实质性帮助。接着,中亚五国转向伊斯兰世界。土耳其想作为火车头,来拉动中亚五国这批货车。但是随着时间发展,中亚国家发现土耳其并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中亚国家脱离了苏联体系成为了一个无意识形态的区域,于是接受一切可以为其发展服务的各种力量,便引进了伊斯兰。中亚国家全部打起了伊斯兰的复兴旗帜,其中以乌兹别克斯坦为甚,但是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发现很多人打着复兴伊斯兰的旗帜,搞起了极端主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宗教极端”。这一事件在1997年被推到了高潮,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发生了多次恐怖事件。面对这一局面,中亚国家纷纷采取打压机制,并转为世俗国家,不再举伊斯兰旗帜。

    在这个时期,中亚国家以不同的姿态开始与外部世界交往。首先,中亚国家很清晰的认识到他们无法离开俄罗斯,但是又不愿受俄罗斯的束缚,便以中国作为平衡俄罗斯的力量;接着,把美国引进来,作为平衡中国、俄罗斯的世界头号大国。中亚国家有意识地把外国都牵扯进来,打了双平衡的“牌”。

    在这个大背景下,中亚各国的战略各异,其中哈萨克斯坦是最富有远见的国家,他与周围的小国、包括世界性大国都保持了很好的距离;乌兹别克斯坦则采取迂回战术,在美俄之间往返;吉尔吉斯斯坦试图在大国之间撬动大国,“四两拨千斤”,不料沦为被美俄之间挤压的地步;土库曼斯坦采取永久中立政策,被称为中亚的“瑞士”;塔吉克斯坦则“抱着俄罗斯大腿不放”,因为在塔吉克斯坦内战时期,俄罗斯帮助他平定战事,维护了国家的内部稳定。

    中亚国家一直本着进入各种“圈圈”(如上海贸易合作组织),纷纷与各国“交朋友”,利用大国关系,发展自己。

    (整理人:2017级民族学博士研究生马巍;图片提供:2017级民族学硕士研究生 张濛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