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8日，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特级教授、法兰西大学院士徐丹应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邀请，做了题为“民族混合与语言混合——以中国西北为例”的讲座。此次讲座由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丁宏教授主持，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苗东霞教授评议。
讲座开始，徐丹教授从语言区域的定义出发，认为甘肃、青海一带的语言虽属于不同语系或语族，但共享某些语言特征，已经形成了一个语言区域。甘青区域内有汉藏语系及阿尔泰语系的语言：如汉语方言；蒙古语族的东乡语、保安语、土族语、东部裕固语；突厥语族的撒拉语、西部裕固语；藏语的安多方言等。该语言区域内的语言特征趋于一致，且这一带的语言均为OV类型（笔者注：即主谓类型，在VO型语言里，中心语在修饰、限制成分之前）并使用格标记，其中汉语方言从VO（笔者注：在OV类型的语言里，情况与VO类型相反，中心语是在修饰、限制成分之后）语序转型为OV语序，从无格标记的语言变为有格标记的语言。此外，徐丹教授认为，各语言由于长期的接触，不同程度地发生了混合甚至融合为新的语言，这些现象如果仅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研究，许多问题就很难厘清。因此，她从民族学、历史学、分子人类学角度分析这些演变的现象后认为，甘青一带的民族发生了混合，其结果之一便是语言也发生了类型改变乃至混合。这一带有的民族是新融生的民族，有的语言是被替换了的语言，部分民族语言脱离其先民的语言，呈现另外一种面貌。
接着，徐丹教授从语言学理论角度指出，在19世纪语言学家创立了谱系研究法后，语言谱系成为最成熟的研究方法。区别于印欧语系，由于汉藏语系多数语言没有文字、没有记载，甚至很多语言没有被记录，因此谱系研究法并不适用于汉藏语系。20世纪60年代，语言学家J.H.格林伯格开始以类型学对语言进行分类研究；至90年代语言学方法论转向语言接触研究，语言学家开始认为语言间的接触可以互相影响；此后索绪尔的研究促使语言学家意识到语言可以被分割为不同的单位来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徐丹教授认为，语言作为一个整体，其研究不能与历史文化背景割裂开来，要结合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分子人类学等学科领域进行整体性研究。因此，她主张跨学科合作，重视语言外部的接触和机制，重视以物证史，参考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语言研究。
通过考察河西走廊——中国境内“丝绸之路”前半段的某些语言和群体，徐丹教授分别介绍了东乡人和东乡语、唐汪人和唐汪话两个研究案例，前者多采用二手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后者则基于她的调研团队实地调研后获取的一手材料进行分析研究。
研究案例一：东乡人和东乡语
该案例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自治县为调研点。根据调研发现，当统计词汇总数为100词时，东乡词汇中有5%来源于汉语，94%来源于东乡语，1%来自于底层词汇；统计总数为200词时，10.5%来源于汉语，87.5%来源于东乡语，2%来源于底层词汇；统计总数为10，994词时，35%来源于汉语，59.35%来源于东乡语，5.65%来源于底层词汇（其中波斯语0.95%，突厥语0.79%，藏语0.11%）。故而，徐丹教授认为汉语对于东乡语的影响很大，而其底层语言消失的速度很快以至于无法辨别。
结合东干语形成的历史，徐丹教授通过宗教信仰、东乡地名与中亚地名之间联系以及语言方面的证据对其观点进行论证。她指出，东乡语中突厥语“借词”并非近几十年借入的，而是早期“借用”的，其语言中突厥语成分早已存在；东乡语中波斯语、阿拉伯语不是该语言的借词，而是其祖先底层语言的反映；底层语言属于异质的不同语言和中古蒙古语逐步融合而成的新的语言。此外，从基因测试对于单倍群的研究结果来看，东乡人的基因遗传与语言属系不匹配。故而，徐丹教授认为，东乡语是被蒙古语同化了的新兴语言，虽然现在东乡语被划归为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但是其祖先是中亚人。另外，蒙古语是被这些来自中亚的不同人群完全接受、同化后形成的新生的语言。
研究案例二：唐汪人与唐汪话
根据徐丹教授2010年的统计数字，唐汪总人口为15093人，其中唐姓人口占48%（6732人，其中回族913人，东乡族1285人，汉族4514人），汪姓人口占31%（4327人，其中回族1140人，东乡族3057人，汉族130人）。基于《唐氏家谱》、《汪氏家谱》、《王佐虎先生家谱》、《张家村志》、唐汉卿家族的《汉卿家谱》等物证，并结合民间群众访谈材料分析东乡人的社会历史状况，她认为唐汪人的唐姓东乡人祖先多为汉族。
此外，就唐汪话现状而言，她发现在收集的200个词汇中，全部来源于汉语，当收集范围扩大到2964个词汇时，汉语词汇依旧占据98.86%，东乡语词汇仅占据0.37%。其特点呈现为：语序为OV；格标记系统；复数标记；采用蒙古语族通用的连接副动词；采用蒙古语族通用的几个形态词缀。根据甘肃青海一带的语调分布，徐丹教授认为城市语言多追随普通话声调，而乡村与山区的少数民族地区语言声调变化较为自由，呈现出不同年龄、民族、社会经历的不同面貌。以唐汪话为例，该地区的回族的语言中的单字声调几乎已失去，但其在汉族中还未失去。基于以上分析，徐丹教授进一步指出，唐汪话的借词多来自于东乡语的表层词汇，而借用的底层成分中，宗教用语占据重要角色。溯其原因，可归结其先民是来自于中亚的穆斯林，14世纪东乡语在形成时吸收了波斯语、突厥语、阿拉伯语等语言词汇成为底层词汇的一部分，而这些东乡语词汇后又被唐汪话借用。
通过以上理论分析和研究案例，徐丹教授得出结论：东乡人的祖先是以中亚人为主要群体的人群，后与蒙古人、汉人混合。东乡语是蒙古语的一个变种，是一个新生的被替换了的语言。东乡语词汇虽然受汉语影响巨大，但其句法根基还未被动摇。而唐汪人的祖先以汉人为主体，唐姓人口一半以上是汉化了的蒙古人，唐汪话词汇是汉语词汇，但东乡语的某些形态、句法已深深地植入唐汪话。尽管如此，唐汪话暂时还未形成混合语。
之后，苗东霞教授对徐丹教授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并进行了评议。她指出，甘青地区在中华民族文化板块上为居中地位，东、南、西、北各方语言和文化汇聚、交融于此，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徐丹教授的研究运用“语言区域”和“语言接触”等新理论，结合对甘青地区语言区域现状的阐释，打破了过去传统的语言谱系理论；就其研究方法而言，徐丹教授不仅采用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并结合民族学、分子人类学、地理语言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此外，徐丹教授强调语言接触对于语言变异的作用，这种变异现象对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同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由此，通过运用新理论、新方法以及典型具体的实例，徐丹教授为民族学、人类学、生物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带来了清新的学术气息。
讲座最后，徐丹教授与在场师生就讲座主题进行了互动与讨论。丁宏教授再次感谢徐丹教授为大家带来的精彩演讲。
（整理人：2017级博士研究生 海璐 图片提供：2014级博士研究生 马永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