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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纪要|人类学视野下的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系列讲座(四)“社会记忆与二战时期的中美合作:未来的典范?”

       2018年5月29日,美国加州波莫纳大学人类学系杜磊教授(Dru C.Gladney,以下称“杜磊”)应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邀请,在我校做了题为“社会记忆与二战时期的中美合作:未来的典范?”的讲座。此次讲座是杜磊教授在我校举行的“人类学视野下的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系列讲座(共五场)第四场。讲座主要以“二战”时期的中美合作案例与“文明冲突论”反思两部分为主要内容。讲座由丁宏教授主持,杨圣敏教授评议。

图1:杜磊教授讲座现场

       讲座伊始,杜磊谈及他对“二战时期的中美合作”这一主题的关注,与他父亲曾在“二战”期间作为“驼峰飞行员”(Hump Flyer)往返“驼峰航线”的经历有关(注:驼峰航线是“二战”期间中美两国为共同战略利益,于1942年-1945年期间共同开辟的从印度经过喜马拉雅山到中国昆明的空中运输线,该线是当时中国对外获得国际援助的重要运输线,见图2)。“驼峰航线”的开辟与当时日本占领缅甸的局势直接相关。杜磊谈到,他对中国的边疆、少数民族感兴趣也源于他父亲的飞行经历,并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的“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关于这段历史,他认为中国人应该会比美国人了解更多,尤其是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但在美国很多人不知道“驼峰队”,这些故事被“遗忘”了。之后,他讨论了“二战”期间中美合作中另一支知名部队——“飞虎队” (Flying Tigers,全称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正式名称为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简称AVG )与美国人的社会记忆。美国人一般通过飞虎队创始人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的故事及其他相关电影了解飞虎队。杜磊以“飞虎队”为例指出,电影对美国人的社会记忆影响很大,因电影与历史知识会彼此交织。他将“飞虎队”与“驼峰队”进行比较,指出往返“驼峰航线”的飞行部队伤亡更为惨重。据统计,在“驼峰航线”工作期间有1659人死亡或失踪,594架飞机失踪。他认为,这些驼峰飞行员从美国去到印度帮助中国抗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这是为了中美间的友谊,今天我们可以从“驼峰队”的例子中学到很多。

 图2 驼峰航线(杜磊教授供图)

        基于“驼峰航线”此一中美合作的案例,杜磊开始讨论“社会记忆”与人类学研究的关系。当前,关于“驼峰航线”的故事已有不少驼峰飞行员以自传的形式将它们记录、保存下来。杜磊希望驼峰飞行员的自传及故事能被更多人了解;同时他也提及,在中国有“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包括了“驼峰航线”上牺牲的飞行员,表明人们看重这段历史。他指出,有人类学家对“二战”的历史很感兴趣,从人类学理论角度而言,“二战”是很重要的阶段,并可以结合全球化理论进行分析。相比“一战”的战场限于欧洲,“二战”是第一个全球性的大战——无论是太平洋地区或欧洲很难找到一个地方不受战争影响。在美国,杜磊的父亲那一代人曾被称为“最伟大的一代”(The Greatest Generation),因为他们当时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战争。他本人对“二战”的记忆研究主要关涉三方面:关系理论(Relational Theory)、自我-他者的对比(Self-Other oppositions)、 他性与认同(Alterity and Identity )。其中,他重点谈到“关系理论”(Relational Theory)的运用,即那一时期美国人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特别是与中国边界的少数民族相遇。以“驼峰航线”为例,若没有少数民族的帮助、没有当地老百姓与驼峰飞行员的合作,运输工作就无法办成,此种合作关系在驼峰飞行员的自传中都被提及。通过驼峰飞行员在“二战”期间与其他民族、文化“相遇”的例子,杜磊再次谈及全球化对于人们思想、认识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人们如何认识“自我” (Self)与“他者” (Others)。他指出,谈到“认同”(Identity),人们需要一个“他者”来意识到“自我”,对此,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理论对于如何建构他者具有很强解释力。从事人类学研究的人都知道:一般而言,人们认识他者时都会觉得他者没有文明而自己有文明。故一直以来,“我们”认为“我们”是有文明的,外来者是“非文明”或“低文明”的,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观点。所有人群都有关于外来者的词汇,有的源于“欺负”他者,有的源于不了解他者。他认为,从全球化或“二战”的时间来看,那一时期很多不同背景、文化的人彼此相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接下来,杜磊重点探讨了由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提出的“文明冲突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第二期发表了一篇名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引起很大反响,后又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书。杜磊谈到,“冷战” (Clod War)时期,最大的冲突被认为是思想、“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冲突。而“文明冲突论”则是指冷战结束后,人类之间最大的分隔与冲突将是文明之间的,民族国家依然是全球事务中最有力的发言人,但全球政治中的首要冲突将会发生在文化不同的国家与群体间。因此,文明的冲突将会主导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会成为未来的战线。在“文明冲突论”中,世界被划分为主要的“七或八个文明”(西方文明、拉丁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东正教文明、儒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亨廷顿是政治学家,其主要研究领域是冷战与美苏关系,冷战结束后,亨廷顿的观点发生转变——冷战时世界最大的冲突被认为是思想与意识形态冲突,冷战结束后则被认为是民族之间的文明冲突。为什么亨廷顿会注意到“文明”的问题且发生观点的转变?杜磊结合亨廷顿其人的学科背景与当时国际形势变化指出,因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全球化开始以及移民越来越多,人们开始关注文化、语言等问题。其时的人类学者都在关注民族或族群问题。亨廷顿对于文明的定义,杜磊认为是受到人类学学科的影响。

       对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质疑,杜磊引入了爱德华·萨义德的观点。萨义德在其“文明冲突的迷思”(The Myth of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演讲中,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提出挑战。他在演讲中指出:真正的问题是到最后我们是否想要独立的文明,或者是否想要选择一条更全球化但也更困难的道路。因为这条路要我们将它们看成是一个巨大的窟窿,对于任何人来说要想掌握其确切的边界是不太可能的,但对于它们的存在我们是确切知道的,也是能感知到并且可以研究的。杜磊指出,萨义德认为研究“东方”的西方学者们将问题看得太简单,“西方”是什么亨廷顿并没有说清楚。萨义德反对为保存西方文明就支持儒教与伊斯兰文明间冲突此一观点。杜磊认为萨义德最大的理论贡献就是东方主义,他批评“西方”与“东方”的区别,并指出西方对于“东方”观点背后的知识来源。与此同时,杜磊谈到了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事实上,文明冲突的理论资源来自伯纳德对伊斯兰教与中东的研究。伯纳德在其文“穆斯林愤怒的根源”(The Roots of Muslim Rage)中谈到,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基督教之间存在着文明的冲突。杜磊认为,伯纳德想把犹太教与基督教结合在一起成为西方文明是有政治上的原因,其人是一个“地道”的东方学学者,为保护以色列总批评阿拉伯与伊斯兰社会。 杜磊本人也就“文明的冲突”提出一些简单质疑,例如,亨廷顿混淆了 “文明”的标准;除“七或八个文明”外实则还有很多“失踪”的文明(例如泰国、马来西亚、希腊、夏威夷等);忽视了“伊斯兰”文明内部的巨大差异;大多数冲突其实都属于“文明”内部;文明冲突观点会加深“文化偏见”甚至会导致“文明冲突”或“民族中心主义”,等等。在他看来,中国的回族就能作为一个案例来检验、反驳该理论,他认为回族在中国的历史总得来说是很和平的。杜磊指出,亨廷顿理论最危险之处在于“欺负别人”,也就是存有文化刻板印象(Cultural Stereotyping),使人们利用“文明冲突论”来攻击他人。亨廷顿是运用“冷战”时的冲突模式分析后冷战时代(Post-Cold War)。作为一个美国人(或西方人),亨廷顿想了解“我们”怕什么?这其实是一种“威胁依赖”(Threat Dependency),但此理论对很多人而言是非常有用的。除此之外,杜磊进一步指出“文明冲突论”最大的问题是不考虑文化变迁以及由移民带来的文化变迁。他认为,以往人类学、社会学比较支持“同化”,但现在我们需要承认很多人无法被“同化”,应该更多地了解移民的过程与文化变迁。

       讲座最后,杜磊从三方面总结了他的观点:第一,关于记忆的人类学研究:他认为应该研究中美合作以及如何分享不同的回忆,需要从民族国家中拯救“记忆”,并认识到记忆在重建、塑造过去与现在所扮演的角色;第二,关于中国与全球化:“二战”使中国改变了关于自己及其在世界上的位置的看法,应关注“西方”“东方”以及那些陷入中间的边缘人相遇的重要性;第三,表征与记忆-文明话语:关注在记忆生产中对他者看法的转变,文化刻板印象是建立在“反对他者”的话语上,需要促进多元文化主义来反对民粹主义及单一民族主义的叙事。

图3 杜磊教授讲座现场

       讲座结束后,杨圣敏教授对杜磊教授的讲座进行了点评。他认为杜磊教授的观点很清楚,人类社会今后的发展就应是全球化,全球化是必须走的,谁反对全球化就是反对人类往前走。今天谈到与全球化相关的正反两个案例。第一个是“二战”时期中美有过很好的合作。中国人对“飞虎队”了解多一些,可能更多是受到电影、书籍等宣传的影响,对“驼峰队”了解少一些,但其实“驼峰队”对抗战的影响与“飞虎队”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第二个例子是关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那本书。这本书影响很大,被翻译成三十几个国家的语言出版,在中国影响也很大。亨廷顿是大学教授,研究冷战且做过美国总统的政治顾问,他对美国政治学界与政界都有影响。杜磊教授从亨廷顿其人到其观点来批判为什么亨廷顿的观点不对。杨教授很赞同杜磊教授的观点,文明是不好解释的,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亨廷顿所谓的文明是人类学或民族学所言的文化。“文明的冲突”对中国有什么影响?世界的冲突、战争又是什么原因引起?我们要对当下的这些冲突进行解释,杜磊给了我们很大启发。现在国内有观点认为,民族之间的界限应淡化,这样大家就更统一了,矛盾就少了;另一种观点是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杜磊教授的观点与费孝通教授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既然亨廷顿的观点是错误,那么世界上的冲突是为什么?杨教授认为,世界的冲突不是文化、民族、宗教的冲突,其实就是资源的竞争,不是文明的冲突,它是利益的竞争。如何看待不同民族、国家间冲突?还是应该从经济基础、利益上来分析,而绝对不是文化上的。

       讲座结束后,丁宏教授再次感谢杜磊教授为大家带来的精彩演讲。

 

整理人/2015级民族学博士马文婧

图片提供/2017级民族学硕士张濛雨